裸贷危机：穷的无尊严感远超裸 为几千块押上隐私(4)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小镇乡村由于远离大都市的喧嚣诱惑，还能够相对自保为一片伦理道德的“净土”的话，那么今天，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种“净土”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生活的想象，已经通过新的媒介环境，对身处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野村落中的底层年轻人构成了一种无比巨大的心理压迫，使得他们再也无法凭借其他价值话语去建构起有效的自我认同。

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邓文迪成了在社交平台刷屏的“女神”和“人生赢家”；也正是在这种错乱的价值话语下，《小时代》票房高企，“裸贷”泛滥流行。虽然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与人的无缝对接，但是很多“小镇青年”反倒因此沦为信息的奴仆；而其中更为边缘化的“小镇女生”们，则成为“反心理压迫”与“抗信息奴役”能力最为羸弱的一群。

由此，关于“裸贷”，我想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女大学生”？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近年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将目标锁定为“女大学生”的不仅是各种网络放贷平台，而且也包括各种网络直播平台，以及一些金融性质的网络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在对待“女大学生”资源的时候，虽然设计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逻辑却只有一个，即引诱女大学生群体注册为平台的常规用户，然后通过拍摄、录制、展示、交易自己的身体形象，为平台聚拢人气，也为自身赚取经济回报。在这方面也有新近的典型案例——即2016年11月下旬突然冲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支付宝校园日记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作为金融平台的“支付宝”，正是由于深谙“女大学生”身份在媒介文化场域中所联结的险恶趣味，才会想到要开辟专门的社交频道，鼓励这一群体用身体形象换取赏金。其实，除了“支付宝”之外，其他变相诱导年轻女性以“女大学生”身份进行网络直播的APP平台早已存在，而我们的整个媒体环境对于“女大学生”形象进行负面暗示的陋习也是由来已久。

因此可以说，支持“裸贷”运转的基本逻辑，同样包含着“女大学生”身体形象的“易销售性”在内——据报道，没能按时还款的高校女生们，除了按放贷人指令直接提供色情服务之外，往往还要遭遇私密照片和视频被贴上“女大学生”的标签在线售卖的下场。这也正是“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二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体条件下，大量与现代文明共识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更为迅速地涌入媒介文化场域，并对其造成严重侵蚀，其中尤以对青年知识女性身体形象的恶意传播为显征。

深入观之，针对青年知识女性的险恶趣味的流行，有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成因。近年来，面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青年的普遍贫困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困境。在中国，由于社会阶层在最近十年内迅速固化，类似困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显得更为尖锐。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年轻人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是一种“中产生活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地位层面的内容。

十年前，大学校园里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不会怀疑自己属于社会的“预备中产阶级”，过上有房有车有话语权的生活只是时间问题；而十年后，这种“中产想象”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知识青年的“下流化”已经成为一个冷峻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时局下，我们的媒介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畸形面貌：一方面在形式上越来越“萌化”和低龄化；但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许多落后的、倒退的价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术形态为外壳迅速回潮。这其中，包括对知识的蔑视，对钱权的膜拜，对自我奋斗的嘲弄，对理想主义的讥讽，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对不劳而获、买空卖空的推崇，以及对身体的高度物化和变相售卖。其中，移动互联网对“网红经济”的过度发酵，对比实体经济的孱弱萎靡，更进一步加重了全社会对一夜暴富的虚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