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贷危机：穷的无尊严感远超裸 为几千块押上隐私(2)

总体而言，福特主义阶段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从根源上决定了其主流文化逻辑也倾向于总体伦理——主要是对“大”从理念到实践的过分推崇，对集体利益的高度信任，以及由此对稳定、完整、均衡、秩序的不懈追求等。正是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把“后福特主义”理解为对“福特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超越，即为了满足日益多样化、专业化、全球化的消费需求，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越来越朝着流动不居的方向发展，人类社会也越来越由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文化上，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让媒介研究者和从业者们格外兴奋的，不仅是后福特主义文化逻辑大幅度提升了传播维度对整体社会结构而言的重要性，更是其为许许多多个体的“我”提供了窗口、平台乃至历史机遇。

因此，“微时代”伊始，当我们展望前景时，不由得做出颇具乌托邦气质的期许，即相信在“微文化”的浸润下，个人将更有机会获得主体性的充分发展，人类生活将更有希望重新回归到人自身；甚而相信——“微文化”可能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向的纠偏价值。如同预期的，“微时代”确实在过去几年间为更多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交流、创新和营利的空间。

例如，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微信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许多受欢迎的公众号基于“打赏”机制已经有了稳定收入，佼佼者甚至已经开始有偿承接知名品牌的广告；再如，以个人为经营主体的APP商户也遍地开花，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伸出触角，提供富于创意的、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又如，以个人为制作主体的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如火如荼，普通人成为“网红”甚至借此实现经济自由的机率相对以往大幅上升。

应该承认，上述所有新兴的、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媒介文化现象和事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文化提供了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发展契机；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将“微时代”的“乌托邦”愿景引向反面的，恰恰也是这种对于“媒介化了的个体”过分乐观的、缺乏节制的信任和倚重。

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种整体性的乐观情绪遮盖了对于“微时代”所潜藏的负面因素的警惕。我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个体其实已不再是传统媒介时代的个体——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个体即时性的言论和行为都可以被“社交媒介杠杆”指数级地放大，蒲公英式地传播，进而引发始料未及的现实后果。

这方面一个新近的典型例证，就是2016年秋冬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新媒体世界的“罗尔事件”：从该事件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凡俗个体可能不过是一念之间的私心，经由移动互联网环境的播撒，就能迅速产生几何式的倍增效应，最终超越个体所能够想象和承受的极限，泛滥成社会性的喧哗与拷问。

　　罗一笑事件

不仅仅是罗尔。事实上，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交媒体极易产生自我叠加的杠杆效应：现实情境中的政治敌意，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难以收场；现实情境中的经济分层，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会迅速变得更加令人绝望；而现实情境中的任何个体不端，一旦经由“社交媒介杠杆”放大，就足以引发排山倒海般的媒介示众与媒介审判。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意识到“微时代”并不会自动生成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它表面上对个体进行了更大程度的赋权，但实际上，那些受困于现实语境，既无从获得充足发展条件，亦无从掌握充分自省能力的个体，只会在这样的时代里更加迅速地陷入空虚与焦虑，甚至走向堕落与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