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者缺乏创新性人格特征

俗语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在家庭情况、父母职业背景、户籍等初始禀赋与教育程度、技能状况、健康水平等后天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不同性格特征的个体，其职业发展与事业成就可谓千差万别。

纵观史册，性格导致的命运悲剧似乎史不绝书。一方面，许多人尽管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却因为其狂狷傲物、放浪不羁的性格特征，造成与他人不相容的障碍，一生事业充满坎坷。远的不说，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因性格乖张而被人目为“章疯子”，名重当世却野有遗贤，晚年寥落甚至仰食于杜月笙。另一方面，许多人虽才干优长，但性格保守，做起事来瞻前顾后，不仅误己甚至误国。例如，唐代宰相苏味道尽管文才出众，但却因为其尸位素餐、模棱两可的办事风格，在历史上留下了“苏模棱”的滑稽形象。

而有些人尽管命运坎坷，甚至被贫困、灾难等厄运一再打击，但却凭借其坚毅果敢的性格特征，成为人生的赢家，德国大音乐家贝多芬就是明证。尽管在30多岁时贝多芬就遭遇了失聪的巨大打击，但其凭借坚毅的性格在接下来的20余载辛勤创作，创作出《第九交响曲》等传世名作，“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性格对于个人的影响似乎是巨大的。相同的外生条件与初始禀赋下，不同性格特征的个体，其人生轨迹、事业成就大相径庭。但是，从大样本的条件下观察，性格特征对于个人事业发展是否具有因果效应?究竟是性格特征本身影响着个体的命运，还是被哪些与性格特征高度相关，但却为人所忽略的“潜变量”影响着命运的轨迹?不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是无法清晰解答这一问题的。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孤例不证”。采用简单枚举的方式，即使找寻再多的典型事例，都会由于样本的有偏性、变量观测的不完备性等问题，对我们的判断造成较大干扰。

研究上述问题离不开高质量的一手调查数据。一方面，作为具有高度个体异质性的因素，性格特征是难以准确衡量与有效测度的，只有运用国际规范的BFI-44“大五”人格特征量表，采用开放性、严谨性、顺同性、外向性、神经质等“大五”人格特征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我们才能对微观个体的性格特征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测度。但是，由于调查实施的困难，我国采用“大五”人格特征量表的大样本个体性格调查，仍然十分缺乏。

另一方面，由于主观统计误差的存在，命运的衡量难有统一的尺度。考虑到在茫茫尘世中，无论衮衮诸公还是引车卖浆之流，均需仰赖工资收入才能生存，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或可采用工资薪酬的多寡作为命运好坏的代理变量。但是，高质量的工资收入一手调查数据也是非常稀缺的。并且，如果采用工资收入作为命运的代理变量，为有效控制劳动力市场供求对于工资收入的显性影响，我们则必须在工资收入、“大五”人格特征等核心变量之外，充分引入个体受教育程度、技能状况、健康水平等认知能力因素以及所在企业、所属行业等一系列控制变量，以剔除其他渠道对性格因素工资效应的干扰。然而，能完整而匹配性地获取企业-员工特征信息的调查样本则更为罕见。在这方面，我院开展的“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项目，为性格对于命运影响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

近期，我和我的同事李唐发表了一篇最新研究成果——《人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效应》。这篇文章采用CEES数据，基于完全随机分层抽样的近1.1万名员工人格特征的庞大样本，首次就性格特征对于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因果效应进行了深入探究。运用国际主流的“大五”人格特征量表，这篇文章对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的性格特征进行了分维度的详细测度，并在控制员工个体教育、户籍、技能状况、健康水平、所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劳动权益保护状况等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了不同维度性格特征对于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因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