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大推进策略：全球化的中国镜像(2)

首先是中央政府，这是战略层次，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综合体现。

现代国家能力也是一个马斯洛体系，从最基本的安全到最高级的全面发展，存在着上升的阶梯结构。除了一般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稳定以外，这里同大推进策略最相关的部分，就是货币和资本。购买力决定需求，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在市场化初期也是自律的产物。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责是提供符合经济增长和经济货币化所需要的信用货币投放。货币既可以作为交易媒介膨胀，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资本)膨胀。

从价格指标看，这一方面体现在多年负的实际利率上，中央政府是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受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另一方面就是汇率，这其实是中国制造的总成本领先策略的最后一道工序。

其次在战术层次上，地方政府是大推进战略具体的实施者。

多数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大胆试验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本质上说，地方政府是通过GDP锦标赛参与到增长过程中去的。

一方面，在税收方面使得激励相容。这导致政府行为企业化，一个地方政府相当于一个地方企业，一把手就是 CEO，可以想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工业园开发和招商引资。地方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条件进行资本争夺，形成了7000多个开发区或工业园，更加高级的形态是形成产业集群。不过大量重复和冗余投资在提升总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形成了过剩产能，这导致资本产出率长期单边下降。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大多数后发国家构成了发展的瓶颈，典型的如印度。我国在1997年以后有了新的玩法——土地财政。2003~2008年政府共征用了14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途。土地出让金其实是未来70年地租的一次性获得，目的是尽快获取土地收入，这些收入作为资本金，同时获得银行信贷，通过倍数的杠杆撬动，从而迅速推动基础建设进而经营城市，加速城市化。一度流行的地方融资平台也是从土地资本化延伸而来，包装各种资产注入平台，作为资本金和抵押物，获取银行信用和更大的杠杆。

最后在操作层面上，增长意图的大部分力量释放是通过国企、央企和准国企来实现的。

一是硬件建设，包括大多数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港口、通信。不可妖魔化这些投资，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到发达国家1/10的落后情况下，应当说这些都是中国发展制造业和快速城市化所必要的投资。国有资本在七大战略部门即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和航运上，有绝对控制力。金融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国资控制领域。通过对存款-贷款利差的保护，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再为国有企业解困和发展提供信贷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闭环。

这种三位一体的配合形成了一个强力刺激总供给的“大推进”策略，所以中国过去30多年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本质上是——全球化3.0的中国镜像。

这个判断里面有四重涵义：中国用的是准市场化的方法;全球化3.0是主要推动力，为什么不说市场化而说全球化呢?因为全球化包含了前者，是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市场化;竞赛首先是国家间的，是“赶英超美”和“民族复兴”，这是一场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间的竞争也是整体竞赛的基础所在，甚至是关键之一。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