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破解？

首先，要强制督促药厂生产一些必须的、有效的低价药物。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药物生产基地，一些技术含量不太高、有效、价廉的抢救药，比如地塞米松、比如西地兰等，完全有条件实现自我供给。有关部门可以按照地区归属，在保证合理利润的基础上，统一调配，优先实现基本抢救药物的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疗效不确定，“用了和没用一样”的“味精药”，也应控制、约束其生产销售。

其次，医药分家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所在。很多医院的药品、器械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而真正有技术含量的诊疗费用、护理费用、手术费用，却占比很少。在“以药补医”机制下，医院收入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不规范的诊疗用药行为很难避免。近年来，中央一系列文件直指以药养医顽疾，要求“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斩断药厂与医院、医生之间的隐性利益输送，真正清除以药养医的土壤。

最后，单病种收费模式也是破解这个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单病种收费就是按照每种疾病的诊断，评估出治疗这个疾病大约需要多少费用，然后统一打包给医疗单位。从而既避免了医疗单位滥用医疗服务项目、重复项目和分解项目，防止医院小病大治，又保证了医疗服务质量。医院考虑到经济效益，只能提高医疗质量，尽量使用低价有效的药物，注意早期康复，防止切开感染等等。自从美国实行单病种付费取得成功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纷纷实行了单病种收费，比如日本、德国、英国等等。医疗按病种收费，是破解抢救药品“见光死”国际惯用手段。

2018年，将是破除以药养医、大幅度提高患者就医获得感、健康幸福感的关键一年和破冰之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陈作兵，系医学博士、浙江大学医学院康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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