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周小川“川”行岁月：被称人民币的最佳代言人(3)

2003年4月央行顶住各界质疑，创造性地推出央票调节流动性。近年来，随着流动性创造渠道改变，央行又陆续创设新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这些工具不仅大量获取实践经验、市场信息，还疏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构建出市场利率走廊。

从使用效果看，这15年我国经济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有目共睹。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

当然，这些操作也不能称之为完美，毕竟高达170万亿元的M2余额直至今日也是有所争议的。周小川也曾感慨过特殊时期采用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现在回顾起来，如果适时退出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

另一支柱——宏观审慎政策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央行对其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却并不短。

2003年银行业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剥离时，人民银行就认为，监管可以分设，但监管机构负责不了管理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必然要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责，还是要由中央银行把关，为此要成立金融稳定局。

“事后的实践表明这是正确的决定。” 周小川在人民银行内部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回顾道。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央行较早探索了宏观审慎政策，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列。2009年人民银行就提出要运用宏观审慎性调节工具，随后2010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探索建立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2011年人民银行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其核心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不能盲目扩张和过度加杠杆。2016年起，该机制正式“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直至今日，MPA的体系一直在完善中。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声音试图把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说成旧式的规模管理，把它说成是一种行政性手段。”周小川指出，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理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三期叠加效应会更突出。

针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周小川也有未尽事宜。他坦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