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遇道德困境 五大风险不容忽视(3)
《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从多个维度例举了全球面临的五大风险，比如按发生概率排列的五大风险、按影响力排列的五大全球风险等。除此之外，《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还从总体上列举了危及2017年世界经济的五大风险：
第一，不断凸显的收入不平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内，占人口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在全国的份额不断上升。这群人并未受到金融危机后萧条的影响。对新技术的投资使技术工人受益，而非技术工人仍然受穷。全球化使得世界上落后国家的工人受益，而西方国家的工人在其国内依然贫困，以至于“支持不满情绪的竞选将获胜”正在成为一个定理。
第二，气候变化。它被认为是今年第二个最大的风险主要源于越发频繁的极端气候变化。尽管全球周期性厄尔尼诺现象已经过去，2017年不太可能超过2016年成为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但气候当局仍然预测今年全球范围内也会是最热的几年之一。该报告指出，今年各国政府必须切实兑现他们关于《巴黎协定》的减排承诺，其实《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减排速度根本不足以避免危险的全球变暖。
第三，社会越趋多极化。民主面临危机，尤其是政客、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当权者越发与他们的选民在文化背景、收入和福利方面拉开了距离。政府的节俭政策实际上降低了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多文化主义正受到民族主义的挑战。
第四，网络依赖性上升。越来越多的关键基础设施依赖开放性的网络空间，发达国家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依赖开放性网络，比如英国大约10%的GDP来自网络经济。这固然给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很多好处，却也给某些打算对社会造成破坏的组织和个人提供机会。
第五，老龄化问题。日本有四分之一人口超过65岁，其他发达国家以及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正朝着这方向发展。日本自2000年以来为维持一个护理保险福利计划所做的开支使其债务对GDP的比重达到了240%。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老龄化问题逐渐呈现，需要提前采取措施解决健康护理问题。
按影响力排列的五大全球风险中，水资源危机位于前列
在世界经济论坛10年的风险研究中，2007—2017年，按影响力排列的五大全球风险，从2007年到2014年的首位都和金融相关，比如资产价格崩溃、财政危机和重大系统性金融崩盘，但从2012年水供应危机成为第二大风险后，从2013年到2017年，水资源危机都排在影响全球五大风险的前三位，这其中的趋势反映了什么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David Aikman)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在2012年前那段时间，世界主要关注点确实在金融系统方面，毕竟那时候世界经历了过去75年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方面的危机在影响程度上被认为是最严重的。但气候变化因素一直在人们视线中，并不是忽然出现的，其重要性逐步上升。
“实际上，从可能性和影响程度看，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严重程度是我们近10年报告所未见的。”艾德维说，“我们担心的是，这些环境风险造成的后果，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可能引发冲突和严重的社会动乱。因此尽管这样的影响可能会是今后遥远的事，但是各国共同加紧面对还是很重要的。世界经济论坛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利益攸关方之间汇聚支持力量，促进交流，加强合作，力争形成积极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
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北京报道
自2007年进入中国，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已经走到了第11个年头。
从2015年8月被任命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以来，艾德维(David Aikman)在中国时刻感受着这个国家的创新和变革，从使用方便的移动支付到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再到看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来。
“在北京这样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太棒了。”艾德维说。
6月27日至29日，在大连举办的第11届新领军者年会有什么看点？艾德维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我不认同只有发展中国家才能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的假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您作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的第二年，如何评价自己过去一年的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艾德维：过去一年，我很高兴看到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中，中国的领导层也更多地在国际场合展开交流，我们希望中国在未来世界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最有成就感的是习主席出席冬季达沃斯会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论坛，是对我们工作业绩以及可以为中国发挥作用的巨大肯定，我特别荣幸能在会场中亲耳聆听习主席的演讲，我对能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特别有成就感。
世界经济论坛作为一个平台，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中国了解世界，也可以帮助中国向世界传播它的思想，推广它的商业理念。
《中国经济周刊》：在习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数月之后，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您怎么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所扮演的角色？
艾德维：在今年的冬季达沃斯上，习主席提到中国将扩大同国际伙伴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发展、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这和随后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样都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就是中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共同的理念，扮演更加中心、更加重要的角色。
习主席谈到了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共同理念可以带来更好的包容性发展。我们看到中国批准了巴黎协议，也力求通过“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创造更多的包容性发展。中国企业的视野更加国际化，很多企业成为创新和生产力的驱动器，通过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这些企业可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内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地区合作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合作模式，这不是以前的自贸区或贸易协定，而是提供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合作平台，通过共商共建，群策群力，共同推进合作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路径，通过合作达到共赢的目的。我不认同只有发展中国家才能从中受益的假设，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世界面临的风险加剧：逆全球化、贫富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过去的一年，也出现了许多逆全球化而动的局面，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都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您如何看待这种风险？
艾德维：今年以来，不少国家的选举都产生了更加中间道路的政府，如荷兰、法国，加上之前的英国脱欧和美国的现状，让我们看到世界局势走向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趋势(逆全球化)。我们认为，世界体系仍有不少系统性风险，我们需要加强世界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来抵御这些风险，通过科技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来重振国际经济。
我们也需要改良市场资本主义，因为全球化并没有平均地给每个国家带来预期的好处。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很多根本性的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而各国政界正在做出各自相应的反应。
中国是一个好例子。例如，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以及精心设计的政策，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揭示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收入不均是最明显的风险之一，实际上从2012年首次提到收入不均以来，2013年、2014年，收入不均都位列全球五大风险之首，您怎么看待收入不均持续扩大的问题？
艾德维：收入不均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施瓦布教授早在上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就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警告，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结论中并不令人吃惊。我们正致力于找到减轻这个全球化负面后果的途径，聚焦于创造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新增长。这需要相关国家努力减少一些系统性问题，如腐败、机构效率低下等，这些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平均分配。今年我们选择这个主题，希望引起对包容性增长模式的更多共鸣。
《中国经济周刊》：在解决收入不均的问题上，有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有哪些解决途径？中国表现如何？
艾德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特别好的唯一标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有各自的解决途径，关键不在于国家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分配政策。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有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根据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中国在鼓励小企业创业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另一方面，在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建设等方面，或许还有改进的空间。
《中国经济周刊》：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如何看待由此而来的社会变革？
艾德维：未来的35年，世界将增加大约20亿人口，与此同时，将有13亿人进入老龄，这给很多国家带来了重大的人口结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近期发布了关于全球养老金危机的报告，考察各国养老金计划的负担情况。报告预测，中国今后每年养老金赤字将以7%的速度增长，从11万亿美元增长到2050年的119万亿美元，这将给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带来巨大挑战。
与此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银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贡献，发现在很多国家这是没有被很好利用的资源。在中国，老年劳动力对社会的贡献远远未被开发，通过适当的培训和很好的企业文化，很多老年劳动力还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做出贡献。中国可以多进行超前思维，发展健康行业、养老行业等，不仅刺激经济发展，也可以减轻个人养老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在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您怎么看？
艾德维：确实，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在下降。研究日本这样面临严重老龄化的国家，可以预测人口结构问题将如何带来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再思考开发哪些新技术、新行业可以带来新的商业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