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构筑了中国快递市场的金字塔(2)

人物周刊：快递行业内外部也充斥着一些矛盾，这是属于快递行业的特殊问题么？

杨达卿：从政策环境看行业规范，一些乱象跟政策滞后有关。上位法在快递三轮车身份界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方面存在滞后性，多年来没有跟上电动车辆技术升级、快递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调整。当快递三轮车成为普及应用、老法规已与现实脱钩时，让快递企业削足适履，结果造成管理乱象；从交通安全看企业问题，由于占据快递市场90%份额的企业属于加盟式快递企业，这些企业崛起于打工社会，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线员工流动率高，这决定了整体规范性只能走渐进式。

不过，综合看中国民营快递，在全球市场是一支了不起的善战队伍，他们一路狂奔，弯道超车，给互联网经济提供了最基础的支撑。但这一路狂奔中，盯着商业利润看多一些，盯着社会责任感少一些。这是一个中国快递业成长的阶段性问题，如今走向资本市场，完成了一次成年礼，需要反思这些问题。

人物周刊：快递的出现催生出了什么特别的社会文化或者社会现象？

张杨波：直接结果是物流理性化趋势愈发明显，间接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亚文化的形态，比如宅文化、速食文化和快消文化。快递只是一种物流手段，对上述这些亚文化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些文化，快递业发展的速度或许没有现在这么快；假如没有快递，这些文化的影响力不会这么大。

快递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网络电商的广泛普及在某种意义上推进了阶层消费机会获得的平等化，《世界是平的》说的是网络社会使全世界各地的人群加强了彼此的交往与联系，而快递将这种虚拟网络的作用进一步现实化。另外，国内快递员工有数百万，每个快递员每天要和几十甚至上百的各种人打交道，对待一个普通快递员的态度反映了每个人的文明道德素质。

人物周刊：快递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意义？

张杨波：从正面来讲它提高了物流速度，降低了人们购物的交易成本；从反面来讲它是网络电商进一步摧垮实体店的利器，从长远来看会重构城市规划的新方向，比如说一些步行街或大型百货地点都会随着变化。

人物周刊：在某种程度上，快递行业是不是可以看作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契机和问题的一个缩影？为什么？

杨达卿：中国快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缩影。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一个扭曲无序但却有巨大含金量的市场。一个有序市场更多是走渐进发展，但一个无序市场却更利于跃进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快递业用好了两个红利——第一，农耕经济主导下的超级人口红利，凭借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管理粗放的加盟式快递模式，竟然在短短二十多年超越美日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发展；第二，碎片化下的商业生态红利，中国99%以上的企业为中小企业，中国GDP中的60%靠小微企业支撑，生产是高度碎片化，流通也是高度碎片化。没有这样一个生态红利，就不会有淘宝、天猫及今天的阿里巴巴生态集群。阿里巴巴也是全球电商巨头中唯一为中小企业撑腰的。这不同于有序市场的美国亚马逊、日本乐天(网络购物公司)——更多服务大型企业和品牌商。同样，支撑中国快递市场90%份额的加盟式快递，也是依赖这个生态体系而崛起。

但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我们在享受快递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如何更多地保障快递员的权益；我们在享受商业生态红利的情况下，如何从价格乱战中走向价值商战，做更安全更有品牌服务的世界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