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国在保持很高的法存率的同时，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二者实际上目标一致，只是方式或途径不同（一般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就不再有法定准备金制度），二者重叠，进一步加大了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商业银行又将对外转移，进而抬高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

现在，定向降准似乎成为一种创新选择。但必须看到，法定准备金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类似于税法，理应保持统一性、公平性，而不应推动越来越复杂的定向降准，造成不同的存款机构存准率千差万别，在实际执行中恐怕难以准确把握。

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包括资金供给、拆借利率、存准率等方面过多的实施差别式定向安排，实际上就承担了很多财政职责，货币政策目标容易分散，最后可能产生和积累更大问题，对此必须高度关注！

从当前的情况看，理应从货币投放、资金供应源头上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或首选就是压缩存准率，相应回收央行拆出资金，控制定向降准的应用。

再次强调，降准并不必然是大水漫灌，降准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禁区！（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经作者授权刊发。原题为《王永利：应准确认知和有效运用降准》。）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