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市场流动性变化情况，适时调整存准率，体现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是非常必要的。

在央行外汇占款，即基础货币投放持续扩张的情况下，为防止货币总量同比例扩张造成严重超发，央行采取了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抑制商业银行贷款派生货币的能力。可以说，随着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加，法存率就可以随之提高，没有上限。但这种做法显然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

同样道理，在央行外汇占款，即基础货币收缩的情况下，为防止货币总量的大幅度收缩造成流动性短缺，央行需要采取措施补充流动性。2014年下半年开始，伴随央行外汇占款减少，央行也开始下调存准率。

但从2016年3月普遍降准后，降准一度成为“央行放水”、“大水漫灌”的代名词，被看成是资金大量体内循环的根源，因此降准基本上被叫停，似乎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之后陆续针对不同金融机构或不同支持对象实施小幅度的差别式定向降准。

但是，在央行外汇占款下降或不升，基础货币投放跟不上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缓解流动性紧张问题，央行又不得不大量拆出资金，具体方式花样很多，2017年末以来基本保持在10万亿元上下的规模。

这有效维持了市场流动性的基本平稳，但也带来新的问题：一方面央行冻结近20万亿的法定准备金，另一方面又拆出10万亿资金，使央行资产负债规模扩张，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央行，成为银行间市场最大的做市商，央行调控能力增强，但央行“最后贷款人”的定位受到挑战。而且由于二者的利率水平相差甚远，法存年利率为1.62%，而央行拆出资金的年化利率远高于此，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从资金供应的源头上就抬高了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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