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保静回到河南老家调研时，当地农业部门官员介绍道，农民每年在家经营农地的时间平均只有4.7天，其余的时间在城镇跑出租车。

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

然而，据谷保静介绍，目前中国农村的户均耕地面积是6到8亩，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不在技术，不在工程，而在制度

碎片化的农地和兼业的农民工，既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论文指出，如果中国的土地规模得到充分扩大，在不影响粮食产量的同时，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将分别降低三分之一和一半，农业收入也会提高一倍。

这项研究的政策意义也由此显现：中国正在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虽然看起来和化肥没有什么关系，但最终会促进农业走上规模化的道路，帮助农田“减肥”，改善生态环境。

“现在关于面源污染治理，国家瞄准的方向还是投钱，用工程的方式来管理。水专项一批一批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效果也有限。”谷保静说道。“实际上我们这个研究就告诉国家，面源污染治理的突破口不在技术，也不在工程，而在制度本身。”

在促进农地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后，化肥和农药污染就自然而然会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只有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享受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小农户才会舍弃将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当做“社保”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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