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的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化肥用量通常会出现倒U型的拐折。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推广“4R原则”（选择正确的肥料品种、采用正确的肥料用量、在正确的施肥时间、施用在正确的位置）、测土配方等科学施肥技术，但施肥量的历史拐点迟迟没有出现。

“面源污染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6月24日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

通过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浙大的一个跨学科团队发现农业经营规模过小、农田“碎片化”是中国单位面积化学品施用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量化统计显示，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

以谷保静为共同通讯作者的相关论文，近日发表在顶尖学术杂志《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他认为，土地规模是承载技术的平台，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由兼职的“农民工”升级为专业化的农业经营，相关农业“减肥”技术才能落地。

从这个意义上，通过农地流转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规模化，可能是破局的关键点。

经济发展了，中国的化肥使用量为什么没降下来？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相比欧美、日本、巴西等国家，多了1至3倍，农药施用量则多了1至6倍。谷保静提到，2015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施肥量和经济发展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是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的，肥料的生产和消费量越来越多。而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对“金山银山”的追求会慢慢转向“绿水青山”，人们开始用新技术解决环境问题。

欧美国家普遍在上世纪70年代迎来了这样一个倒U型的拐点。而中国的农业“减肥拐点”迟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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