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曲同工

在特朗普政府的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之时，中国却扩大了对外开放。

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或多或少施加过关税政策，而这一次似乎比以往都来得更猛烈。道格拉斯·欧文在其著作《贸易的冲突》中表示，在美国，决定贸易战略的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过去美国人认为自由化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昌盛的福利社会，上世纪80年代时尤甚。在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愈发低迷之时，这一信念也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英国经济学人称，2015年以来，共和党选民对贸易协议的看法已从正面转向极为负面。近期的调研显示，在企业不得不与更多大量涌入的中国产品竞争的国会选取，政治支持总体上转向了更为激进的候选人，且在总统竞选中转向了共和党候选人。共和党的政策也在相应转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也开始转向怀疑自由贸易的立场，著名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院伊丽莎白·沃伦已经公开支持关税政策。

据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2017）》，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上升，在制造业领域尤为明显。而亚当·斯密在很多年前就指出过，贸易不是零和游戏，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生产不同的产品时有不同的优势，贸易促进不同国家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由贸易。

除了贸易政策不同，中美之间在监管政策上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央行正联合“两会一局”的力量致力于打击监管套利，紧锣密鼓推出资管新规之时，美联储于当地时间4月10日公布了针对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要求新规提案，或为华尔街大银行未来降低资本水平扫清道路。

提案将为银行引入“压力资本缓冲机制”，将新的资本缓冲要求与每家银行在美联储压力测试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取代现行固定的“资本保护缓冲”。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副主席夸尔斯此次在一份声明中说，新的提案将适度降低较小型银行的资本要求。针对大型银行的资本相关要求条款将从现在的24项减少至14项。如果获得批准，这项资本新规将成为金融危机十年后首个资本标准方面的改革。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日表态，特朗普团队的经济政策目标是GDP增速要达到3%，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包括税改、放松监管和贸易政策。

从这一经济政策组合看，中美在监管政策和贸易政策都存在差异，这也凸显出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后经济政策转型中两国的差异与冲突仍将持续。

鲍威尔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之低令人担忧，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比于美国却在近十年来显著上升。从这个角度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似乎很多，就像多年前的美苏冷战。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来了，中国确实是美国的威胁吗？英国金融时报称，答案是否定的，中美关系是可以管控的，美国的威胁并不在于中国，而是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衰落。

金融危机后，中国曾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而美国能找到摆脱金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会催生新泡沫的货币政策，可见美国的政策工具之“捉襟见肘”。

无论如何，美联储走向鹰派是一个乐观的信号——美国的总统不靠谱，但是美联储还是靠谱的，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协同与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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