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改气”尴尬源头何在？综合协调不够、执行又操之过急(2)

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说得很深刻。

但是，基层执行过程中的“盲目”有时又并不完全是主观恶意，只是在这种运动式的、限期执行完毕的压力下，在上级领导斩钉截铁定任务、下指标，干不好就下台的威吓里，即使可能基层对改革对象情况的掌握要比上级更精准，基层依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腾挪的空间。这在短时间的改革推进中，尤为明显。

于是，压力层层传导，指标层层加码。上边说30天，到了底下就要求20天、半个月搞定。政策执行的钢绳越绷越紧。缺乏弹性的后果，就是在意外之下，执行者反倒脆弱不堪。

这些年，一些地方的制定的改革政策推不动，遇到阻力或反弹，就以稳定为由迅速回缩，结果，改革变成半拉子，政府信誉权威受损害，改革对象觉得，闹一闹有好处。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而究其源头，背后都有改革政策在制定和推进过程中存在制定前综合协调不够、单方面推进，执行又操之过急的问题。

比如“煤改气”“煤改电”，对环保自然是好事，但要让一个煤炭为主力能源的国家彻底扭转原来的能源结构，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不仅是一个环保部，还有发改委、住建部、能源局等等，涉及能源价格调整、小区管道改造、群众安置等大量工作，很难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如果只是为了单一的环保指标，那可以大干快上，简单封了老百姓的烟囱、煤球炉交差，但电、气的管道线路建设又一时半会跟不上，到了冬天，就出现供暖的断档，天是蓝了，百姓却冻了。而已经装了电、气设备的，因为价格比烧煤要贵得多，政府补贴又跟不上，几千上万的取暖费对很多家庭来说负担太重。

但面对汹汹而来的社会舆情，政策制定者抱屈：我这都是为老百姓好啊，雾霾谁都不想再吸，不改革能行吗？基层执行者也委屈：我是在执行上级的指令，老百姓不理解，你跟领导去说啊。另一方面，群众不买账：治雾霾我支持，但为什么不让我温暖过冬？改革就差这一个冬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