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中国经济重心应转向提升经济质量

中宏网8月11日电（记者 贾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近日表示，如果下半年经济增长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可以判断中高速增长的平台基本确立，而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意味着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向提升经济质量。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上半年6.9%，主要经济指标都好于市场预期，在总量、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八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区间。

王一鸣指出，中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正在进一步积累，如果把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分为上下两个半程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上半程主要的特征是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同时伴随着旧的动力的减弱，传统产业部门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

2016年下半年以来，工业生产趋稳，价格在回升，企业盈利水平明显在改善，这个似乎又预示着中国经济周期变化在进入到下半程，这个下半程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速会逐步趋于稳定，波动幅度比上半程明显减小。王一鸣说，“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开始转入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

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王一鸣给出了四点解释：

第一，从经验数据来看，2010年是10.6%的增长率，2016年是6.7%，增幅的回落幅度大概是40%左右。从日韩高速转向中速的周期去观察的话，那个时间回落的幅度大概也是40%，到了中速会稳定，这是一个经验数据，因为中日韩都是东亚地区，都是经历过高速增长转向中速的经济体，从经验数据来判断，似乎已经进入到相对稳定的中高速的平台。

第二，从影响上半程经济降速的这些因素来看，也在逐步减弱。上半程经济减速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的下降，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房地产投资在2013年左右达到峰值，以后明显下降，到2015年只有1%的增长率。2016年在市场转暖的情况下有所回升，但是今年随着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又会重新进入下降的区间。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回落是影响上半程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高峰是否也在过去。现在对地方政府的负债都有上限的限制，加强了风险的防控，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也不会像上半程处于这么高的位置，会逐步回稳定以后，所以我们说影响上半程的这些因素，投资放缓的这些因素，到这个阶段慢慢会稳定下来，这是我们进入中高速增长平台，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从短期的因素来看，市场化驱动的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也出现了触底回升，制造业投资去年曾经经历过负增长，现在逐步回升到5%，略高于5%的区间，民间投资也在逐步回升，这个是中高速增长平台重要的条件。

第四，从国际经济周期来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以后9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暖的趋向，包括美国二季度的GDP五差不多是一季度的一倍多，欧元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失业率在明显下降。全球贸易增速也开始高于GDP的增速，这是扭转了2011年以来连续五年的贸易低于GDP增速的状况，所以全球的转暖带动了出口的回升，今年出口上半年按美元计价是8.6%的增长率，这改变了过去两年负增长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进入中高速平台重要的条件。

“中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平台，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就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说“L”型，并不意味着稳定在底部的水平上，而是会在相对稳定的底部出现小幅的波动。”王一鸣说，它是一个长周期的趋势和短期波动的相互叠加，随着今年下半年短期需求回升拉动作用的减弱，房地产市场还会有向下调整的压力，外贸出口可能也会有向下调整的压力，企业补库存的效应可能会有所减弱。

王一鸣判断，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小幅的回调，在底部的小幅振荡。现在看来，这个回调幅度不会太大，市场预期也基本相同。而如果下半年能够证明这个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比如说下半年可能是增长6.7%左右，我们就可以判断中高速增长的平台基本确立。

他指出，上半程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降速，所以我们把很大的力量上投入到稳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平台，意味着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向提升经济质量。“提高质量是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也只有提高质量和效益，才能为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创造条件。”

王一鸣直言，这一轮经济增速趋稳，价格回升，企业效益改善，更大程度上是由价格上升带动的，企业利润的改善相当程度上是由价格上升，价格回暖带动的，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升级，价值链的提升。这个价格回升的效应会逐步减弱，PPI也慢慢开始下降了，如果这个回升效应逐步减弱，窗口期过了以后，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下决心来推动企业提升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提升经济的质量，这个窗口期过了以后，我们就会重现以前企业面临的这种困难。因此，这个阶段要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从更长期的趋势来观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相当长一个时间靠的是投资的拉动，包括1998年，2008年，但是现在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下降。他指出，用增量资本产出比来计算的话，会发现，过去一个时期，投资效率是明显下降的，差不多2010年到2015年下降了40%。投资效率下降，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必然会带来负债的增加，要增加负债，你要保证效率在下降，要有更高的产出，有更多的投入，这样就要增加负债。

“杠杆率是在持续攀升的，与这个是对应的。这条路很难再走下去。”王一鸣说。

另一方面，过去依靠铺摊子，扩大产业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面临严重的过剩压力，再铺摊子很难铺。

此外，过去主要依靠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现在这种投入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开始减少了，我们每年减少300万到400万，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土地的供需、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生态环境的约束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传统的动力很难再走下去。

今后一个时期，新动力来自何方?王一鸣指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消费的升级和大消费的产业

居民收入的增长稳定的高于GDP的增长，这个为消费的持续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我们现在正处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居民消费呈现出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而且服务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人口的老龄化、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

传统上经常用商品零售总额来统计消费，现在越来越不准确了，因为服务的消费怎么更好地统计，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消费的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这种升级会带来庞大的新的消费需求，这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动力。

第二、培育新兴的产业

我们觉得未来有四个超过十万亿级的产业板块，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到2020年会超过十万亿规模，它的产值大概要达到12万亿，包括高端装备业会超过十万亿，生物医药与健康会接近十万亿，包括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也会达到十万亿，这个是他对传统产业会逐步起到一个替代的作用。

还有新的业态与模式，新的业态比如说平台经济，比如说BAT，百度、阿里、腾讯，可能还包括京东，未来可能还包括滴滴，这些都是未来完全一种新的业态，是基于互联网，基于电子支付技术，基于现代物流产业，正在渗透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平台经济未来也是一大驱动力。

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未来要向工业互联网，现在商业互联网发展是比较迅猛的，怎么向工业的互联网，工业的物联网去拓展，使得我们的设备能够通过互联互通，存储和分析大数据，提高智能化水平，通过工业设备和能源设备、交通设备的互联互通，来实施更大范围的智能化，这些都是未来非常大的潜力。

第三、传统产业的升级

未来传统产业还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给他引入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就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解决退的问题。实现市场出清，通过供给侧改革加快企业退出机制，现在企业生出来很容易，就是死不掉。现在商事制度改革要注册一个企业相对非常容易了，但是你说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没那么容易，你想死就死啊。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就不能重新配置，不能优化配置。一是退得出来。

二是进得去。包括一些垄断性的领域，我们怎样进一步放开准入，推动产业之间的交互融合。工业、制造业的服务化，农业的接二连三，与二产嫁接，与服务业嫁接，这些都是传统产业升级的方向。

第四、城镇群

城市群的建设，和大型都市圈的建设，最近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就来自于这些大型的城市群，而且这些集聚的态势现在似乎没有改变，我们的产业发展、创新都集聚在这些区域上，城市群的发展未来对城市间通道的建设，通信设施的建设，交通枢纽的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都会形成很大的需求，这个潜力还会相当大。

第五、开放还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

制造业已经基本都开放了，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股比的限制，制造业的开放度非常高，但是服务业怎么开放，服务业提高竞争力，从制造业的经验来看，服务业的提高，开放还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信息、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医疗这些部门怎么能够开放。

再有一个，“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去，包括我们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都会为我们融入全球经济，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区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