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贝蕾传销受害者自述：赤脚在野坑里日晒雨淋，1万块赎回家(4)

“瀛海学校，”田晓伟发了这个定位，还附加了载他的黑车的车牌号。后来他得知，父母来到天津静海区公安部门报案，但是警方和父母来找过，没找到他们。

田晓伟的逃生计划落空。

至今他对此很困惑：“我父母人生地不熟可以理解，为什么警察也找不到？”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他父母在当地坐出租车时，司机提醒，当地有“反传销协会”可以联系帮忙找人。

通过引荐，他父母认识了这个“反传销协会组织”的人，对方表示需要交1万块钱才会帮忙。交钱后，对方让他父母提供了一则寻人启事，以及个人照片等信息。

但是这个联系人究竟是反传销协会的人，还是“蛇鼠一窝”，是专门收钱“捞人”的人，田晓伟至今也不是很清楚。

6月中旬，又是同样的两个人，又是同样的一部黑车，田晓伟稀里糊涂被带到一家“惠民医院”门口，他的父母在那边等他。一下车，黑车迅速开走了，车里其他人并没有与他的父母打照面。

虎口逃生后，他回河南老家考驾照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两个月没上班。原本的工作单位默认他已经主动离职了。

回家后，他数次报案，但是河南警方表示不在辖区范围内，而天津警方也要求他去天津现场报案。

然而，田晓伟认真地说：“那个地方，我再也不会去了。”

传销还是绑架？

“这不是传销，这是赤裸裸的绑架勒索，”田晓伟认为，单单指控传销远远不够概括这些人的罪名。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辩律师马朗对澎湃新闻表示：

敲诈勒索罪中的行为人是通过向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胁迫，使其陷入恐惧，进而获取财物，强调的是暴力或胁迫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恐惧心理，侵害的法益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组织、领导传销罪中，行为人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等方式加入按照一定顺序组成的层级，并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强调的是利用欺骗性的方法诱导被害人加入组织，进而间接获益。

就本案而言，马律师表示，行为人针对被组织者实施的既有胁迫行为，也有暴力行为。但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方面并不包括暴力行为，因此，本案中的暴力行为显然超出了该罪的评价范畴。此外，尽管两罪中都有胁迫行为，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其程度一般不如敲诈勒索罪严重，两罪中胁迫的内容也不尽相同，相较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行为直接针对被害人财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胁迫，并不直接对应被害人的财物，而是迫使已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传销组织，并借此间接获取利益。换言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与在此期间对被组织者实施敲诈勒索，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独立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同时又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此，如果涉案行为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期间又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的，则按照敲诈勒索罪和诅组织、领导传销罪两罪并罚。马律师表示，就本案而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情节严重的，可能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敲诈勒索财物10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可能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刑法数罪并罚规则确定最后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