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降成本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性。降成本可能引发“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连锁反应,例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所以更需要妥善处理降成本与防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既着眼于企业的微观角度,也要从国家的宏观角度,考虑中长期的健康发展。
四是成本转化增值的低效性。单纯通过做减法来实现降成本是行不通的,降成本实际上不是简单地减少成本,而是优化成本结构,通过降低无效成本和增加有效成本,让成本有较高的转化力和增值力。国内降成本更重要的是做乘法,促使成本转化,提高增值率和产品附加值。只有这样,在国内进入高成本时代的背景下,企业才能尽快消化成本上涨,避免竞争力下降,进而适应未来的高成本阶段。
建言 下一步需重点关注融资成本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健康发展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财科院调研报告指出。
在当天的调研报告发布会上,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还要通过深入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建立起降低实体经济企业负担的长效机制。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提示说,4月份以来,融资成本上升,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土地成本、环境治理成本也在上升,这都需要关注。此外,如何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降低成本,也值得研究。
事实上,近期从多部门和地方出台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尤其是有针对性地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正成为下一步部署的重要内容。
“降成本的深入推进还需要改革配套。”财科院研究员王朝才指出,比如说,调研中,很多地方企业反映,保险、养老、医疗、工伤、五险、工会会费等方面负担比较重,但是养老保险降低的空间很有限了,必须要通过养老保险改革加以实现。如果这个机制不改,光去降费,风险会越来越大。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指出,企业成本包括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受政府政策变量影响的企业成本,政府还有一定空间和余地进一步释放政策机制改革的红利。推动企业形成稳定的、常态化的私人成本形成机制和构建稳固的社会成本形成机制,减少政府变量对企业成本形成机制的阻碍。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也指出,降成本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简单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在他看来,还需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放权于市场,还权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