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谈大湾区：创新要有“密度”和“浓度”(4)

第二，打造世界级湾区，要特别注意在世界上引起革命。深圳为什么厉害？因为它不是追赶思维，不是做好一套计划然后去实施的，深圳不是这个经验，深圳是邓小平讲的创造的条件，然后让它冒出来。中国香港也没有想到，它会从当年这么一个岛屿变成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那不是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出来的，不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的思维打出来的，所以港深之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资源，这两个地方成为今天在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城市和城市群，它是探索和闯的结果，要打造世界级湾区，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当然做事情要有计划，但是我们永远要准备，很多事情不按计划发生，会超出计划，这个思维如果不突破，我们会落到追赶型。因为追赶型就是目标明确，人家有多少吨钢我们搞多少吨钢，人家有多少原子弹我们也搞多少，如果你落后了不追赶，永远追赶，但是只有追赶思维，你不可能走到前列去，因为前列就是往前走不知道，不完全知道，所以习近平主席讲到创新的时候，说中国已经到了跟着跑、并排跑和领跑要并存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为深圳香港这么一个湾区，更多的要考虑怎么能从并跑往领跑走，要从这个制高点出发来讨论体制。

这两个地方都有体制上的优势，在整个大中国区去看，如果你去过东北，去过西北，去过我们的西南，你一到深圳会知道这个地方，跟中国的很多其他地方，是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些不同。人们的想法、人们的行为有一些不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体制对打造一个世界级湾区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要改的东西也是不少的。行政主导全力驱动配置资源这些问题，你仔细进入我们的生活，你去看，它在哪里都存在，这些问题要在打造世界级湾区的时候，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最后一条，要特别强调，所有要素齐了以后要增加浓度，要增加互动。从这个角度讲，香港的金融跟深圳的创造，跟东莞的制造之间，互动是有的，但是互动得还不够。我们成功的例子都是互动的结果，没有一个地方成功的企业，成功的案例是孤立的，个别的圈起门来搞成的，都是利用了这个地方的所有长处，集合到一起搞成的。你看腾讯，深圳大学附近创办，上市就在香港，大量的员工，你看微信就在广州，不是限于一个狭小的行政区划之内。大疆董事长是科技大学的教授，学生做项目然后做成了世界级有影响的公司，这些点已经有了，但是远远不够多，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增加这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去旧金山湾区、去斯坦福看，我们中国的大学跟创新之间当然有关系，因为所有大学生都是中国大学培养的，这么讲我们在大学教书心里也觉得好受不少。但是我们跟大学创新之间的联系性还是极为薄弱，毕业了就毕业了，没有持续的联系，没有大学作为一个持续的原理性的基础研究，学员跟产业界联系的密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