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机制 应对“一带一路”风险挑战

本报记者 王晶晶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构筑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合作平台，不仅有利于密切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国家的政治外交，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而且也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将有力推进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仲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走出去”挑战犹存

针对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青睐于承包商采取PPP、BOT等投资方式参与工程承包，投资与工程承包融合的趋势更加凸显。杨仲德认为，这种承包方式除了要求承包商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以外，对承包商的融资及财务风险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恰恰是中国公司国际经营的主要瓶颈和短板。“中资企业的贷款，即便是优惠贷款，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相比在融资条件、利率等方面仍然差距较大，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政府期望值太高，不愿意落实最低限的融资比例，致使许多项目无法推动和落实。”

随着国家加大“走出去”力度，中资企业之间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的问题时有发生。杨仲德说，虽然目前国家有关部委、商会协会也开展了一些协调工作，确实对缓和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协调机制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协调结果的公正性、公平性、专业性、权威性面临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资企业国际业务的持续迅速发展，对既懂工程技术又懂合同法律、投融资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需求激增，致使国际业务人才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而中资企业境外产能转移项目，多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和低价劳动力，如有色金属企业、纺织企业，普遍存在上下游不配套、产业链不衔接问题，限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基础设施落后，职业教育普遍薄弱，众多“走出去”的企业面临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是招工难、用工难、管理团队靠国内派遣的困境，影响了运营效率，加大了开发和经营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有的项目虽然关系所在国的国计民生，具有非常高的社会效益和政治外交意义，但由于规模体量巨大、市场发育有待成熟等原因，预期收益较低，回报周期较长，有的甚至短期内很难盈利。”杨仲德坦言。

建立预案 完善机制 破解“走出去”难题

面对挑战，如何建立预案，应对风险，分解风险，避免重大损失的发生，是境外中资企业普遍忧虑的问题。对此，杨仲德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整合资源，鼓励中资企业与有关使领馆、研究机构合作，长期跟踪和深入研究相关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了解党派、民间组织的诉求及影响，逐步打造一批国内有国别（区域）特色、有影响力的研究咨询机构，促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更远、更好；逐步建立健全规范、科学、专业、公正、权威的中资企业境外竞争协调机制，明确政府主管部门、使领馆、行业协会商会职责，及时发现问题，协调解决，严肃追责违规企业，坚决扼制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维护国家形象和整体利益。

其次，建议国家抓住 “一带一路”建设和中资企业“走出去”的契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和保障。央行要为中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境外融资、应对汇率波动、利润回国等设计指引和可选方案等服务；建议国家出台政策促进和支持设立行业海外产业开发基金，实现国内民间资本和建设承包能力紧密结合，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提供多渠道的直接融资支持。

同时，建议国家鼓励、支持、引导中资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利益共同体，实现投资项目的股权多元化，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共谋发展，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吸收国际先进标准的思路，改进和完善中国的标准，逐步树立中国标准的国际地位。

第三，建议国资委等有关主管部门要促使企业寻求公平的经济利益，敢于正视和维护中国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要理性对待项目所在国的各种压力，不能为了推进项目而忽视企业经济利益，更不能报喜不报忧；要鼓励央企跨国经营和发展，考核央企绩效时将其境外部分经营业务与国内部分区分考核；核定央企工资总额时适当向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倾斜，按市场规则为国际人才打造差异化的薪酬政策高地，为吸收、培养、留住和用好国际化人才队伍创造条件。

第四，建议将职业教育 “走出去”纳入“一带一路”工作，统一规划在中资企业集聚区域援建并经营职业教育学院或培训机构，鼓励国内职业院校伴随中资企业走出去，根据企业的需求，开展“订单式”的职业教育试点，提升区域内当地雇员的劳动力素质。

第五，建议国家加大境外公共安全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力度，切实指导中资企业建设安保制度和应对预案，建立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公共安全风险防范成本的机制，创新覆盖境外公共安全风险的商业保险，解决企业走出去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