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机制 应对“一带一路”风险挑战

本报记者 王晶晶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构筑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合作平台，不仅有利于密切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以及欧洲等国家的政治外交，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而且也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将有力推进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仲德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走出去”挑战犹存

针对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青睐于承包商采取PPP、BOT等投资方式参与工程承包，投资与工程承包融合的趋势更加凸显。杨仲德认为，这种承包方式除了要求承包商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以外，对承包商的融资及财务风险管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恰恰是中国公司国际经营的主要瓶颈和短板。“中资企业的贷款，即便是优惠贷款，与西方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相比在融资条件、利率等方面仍然差距较大，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政府期望值太高，不愿意落实最低限的融资比例，致使许多项目无法推动和落实。”

随着国家加大“走出去”力度，中资企业之间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的问题时有发生。杨仲德说，虽然目前国家有关部委、商会协会也开展了一些协调工作，确实对缓和中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协调机制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建设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协调结果的公正性、公平性、专业性、权威性面临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资企业国际业务的持续迅速发展，对既懂工程技术又懂合同法律、投融资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需求激增，致使国际业务人才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而中资企业境外产能转移项目，多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和低价劳动力，如有色金属企业、纺织企业，普遍存在上下游不配套、产业链不衔接问题，限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基础设施落后，职业教育普遍薄弱，众多“走出去”的企业面临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是招工难、用工难、管理团队靠国内派遣的困境，影响了运营效率，加大了开发和经营成本。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有的项目虽然关系所在国的国计民生，具有非常高的社会效益和政治外交意义，但由于规模体量巨大、市场发育有待成熟等原因，预期收益较低，回报周期较长，有的甚至短期内很难盈利。”杨仲德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