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谈日美去杠杆前车之鉴：中国选择稳杠杆和转杠杆(3)

正是基于对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金融监管力度明显加大。以银行表外业务为例，在2007-2015的八年中，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每年的增速几乎都维持在50%以上，但2016年增速不足25%。此外，很多金融创新类项目被搁置，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上海战略性新兴板被延后。

综上所述，假定2016年全社会总债务率为260%左右，如果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能够从目前的160%以上降至2020年的140%，同时政府与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合计至少要提升20%，那么，至2020年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能够维持与目前差不多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经济不出现硬着陆，则要让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降下来的难度非常大，如我们既要稳增长，又要保就业，投资增速就很难降，故企业杠杆率的下降难度就很大；一旦出现诸如股市大跌之类的意味，在多方博弈之下，金融机构降杠杆的进程也得放缓。如果总是一味去谋求“无痛疗法”，最终则不得不接受更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