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不能浪费财政和货币政策买来的时间(2)

第二，科技进步加快重塑经济和社会结构。

例如，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会越来越普遍，甚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在公开市场投资上以85%的概率big market的情景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不会太远，投资界的朋友不必过分的担心，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找到办法。

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使成本下降、应用方便，对于传统能源的大幅度替代也不会太远。

还例如，互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信息、技术、商业模式的传播，甚至服务和制造的转移不再有时间、距离和地域的限制。

总之，创新奖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就业形态和收入分配，各国之间的应该平衡关系，特别是全球化不可阻挡。

第三，全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跨疆域的配置，由于各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结构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全球化优化的资源配置是多赢的，各国都在受益。同时，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不足、流动性不同、流动性的形态也不同，土地是无法物理性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形态绝对受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巴西、阿根廷种的一些大豆，过去是长草的种大豆了，大量的出口到中国。对于劳动力的跨域流动，各国都有合理的限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合理限制的，都是可以理解的。资本、技术、可贸易产品和服务流动性要强得多，也是难以管制的，过多的管制和壁垒会呈现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当然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是很有好处，这是不确定性的，而且现在在金融监管之下，大家也在考虑如何合作，对短期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作监管。

资源优化的配置带来了各个参与国的国民福祉的提升，当然不一定是导致合理的收入分配，也很难区分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有多少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刚才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大量描述这一现象，所以我觉得有点尴尬，在重复他。

总之，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例如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等等。但反全球化的措施阻挡不了全球化，也降低了国民福祉，削弱了改善收入分配的财政基础。

第四，当前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再次凸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领导人面对共同的灾难，空前一致的加强了政策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我作为财经渠道联合主席，和周小川行长去年我们在主持这个财经渠道的会，过程中我和贾不如（音）财长有非常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是都达到了一致。到了现在，面对杠杆高企，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总体缓慢，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贸易摩擦加剧，民粹主义盛行，我不认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企业家会认为全球的经济已经实质性的、可持续性的复苏。而且各国的政治空间在缩小，协调产生合力就更加必要，我们有太多的事物需要协调。竞争性的降税有没有终点？过去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的税率，是中等偏下的，现在已经逐步变成了税率的中枢了，可能还要往下降，有没有终点？任何一国实行正的进境税和负的出境税能否奏效？那么现存的双边税收协定是不是要重新修订？中国，我忘了，离开财政部4个月我忘了，将近100个吧双边税收协定，如果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各国加在一起到底多少？要不要重新谈判？如果引起全球性的相互报复是什么样的结局？

如何运用好货币政策和适宜的财政政策工具，有效地降低杠杆率又不引发降杠杆过程中的风险，这各国都碰到了，中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金融监管应当把握到什么程度，使得金融体系是安全的，是不会把纳税人卷入的，同时这个金融体系又能以适宜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分析和风险监控也需要相互的协调，如何加强多边开发机构的作用，动员各种力量，包括私人部门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薄弱、脆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非洲，贫困和自然灾难是地缘动乱的重要原因，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外部性事物更需要协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