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很推崇万通的股权结构,国企泰达占股30%多,民营公司占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自然人股东。他认为这种混合国有、民营、个人股东所有制的企业更有生命力,约束力更强。
羡慕万通,认为联想的改革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似乎显示刘晓光对首创集团整体性的产权改革似乎已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太大了”。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股权多元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也许,有一天这一趋势愈加明朗之时,他便会重启这一目前看似已经放弃的计划?
对于国企收益的分配问题,刘晓光一方面认为需要让老百姓普遍享受到收益权,但同时又认为,目前中国仍处于“做大蛋糕”阶段,不应为分蛋糕争论太多。
看起来有些捣糨糊,但这或许与他的经济学理念有关。他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那次读书会上分享说,影响自己最深的是实证经济学理论。
网上搜索一下实证经济学,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对立,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的,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
搁置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只为更好地做事,他更像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有媒体称他为“红顶商人”、“血管里的血特别红”,而苏小和则认为刘晓光是个戴着锁链的舞者。这把“御赐”的锁链给了他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也给了他束缚,他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想要的舞步。“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只是谈到未来,刘晓光并不那么乐观。他告诉腾讯财经,企业家圈子里最近的热门话题包括资金外流、中国下一步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预期等问题。他说,整体上大家都不太乐观。
生活像打仗一样
2004年,《中国企业家》做了一期“中国企业家生活调查”的专题,派出记者在全程跟踪企业家的一天,然后记录成文。有关刘晓光的报道标题为《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
8年过去,刘晓光说,目前的生活,还是每天都像打仗,“以前是100%的话,现在也得90%。”说着,他从西装的兜里掏出一张几经折叠的A4纸,向我们历数这一天的行程:见官员,见企业,见中国人,见外国人,谈投资,谈合作,还要听达沃斯论坛,匆匆扒拉两口午饭,就来接受腾讯财经的专访,完了之后还有各种会见。
上文提及的读书分享会上,刘晓光说,其实自己的知识、学问或者经验,更多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阅人而获得。他说自己“阅人无数”。
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为他作证:13年前,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刘晓光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一个餐厅里见人,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刘晓光接过话茬说,现在还是这样。
工作压力最大时,他甚至想到过跳楼。1994年,刘晓光在香港为政府的一支基金融资,直到最后一天还未成功,眼看2400万元各种费用就要打水漂,他恨不得从维多利亚湾的酒店跳下。不过,因为舍不得死,他撑了过去,最终成功为政府融得5.4亿港元资金。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看凶杀片转移视线,另外学会自己的控制力,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只有几点到几点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