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刘晓光：在国企戴着镣铐跳舞(2)

1995年，刘晓光调出政府，来到了首创集团，与常打交道的任志强、潘石屹等成了同行。他很快地融入了京城企业家圈子，与陈东升等“92派”企业家成为了朋友，并通过首创的产业地产模式，将自己影响力辐射至华南，甚至王石也称他为“地产元帅，学习的榜样”。刘晓光逐渐在京城商圈和地产界树立了“老大哥”的形象。

2003年某天，刘晓光跪倒在阿拉善沙漠当中，叹息人类对大自然的毁灭，突发奇想：自己要组织企业家来治理这片沙漠。他给一个个朋友打电话，“任志强你得来。”“王石你得来。”“不来以后别的事情免谈。”一年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会员还有陈东升、郭广昌 、潘石屹等等。

协会没有变成公益秀。每个会员每年只需交10万元，这对动辄千万元慈善捐款的企业家们实在是个小数目。但每次全体会议，这些亿万富豪们却能为了几万块钱的账目争吵不已，每次会长、理事长的竞选，都要严肃地相互“拆台”。

与这些“92派”为代表的体制外企业家的交往，也曾促使刘晓光闪现过“再进一步”走出体制的想法，但最终，他留了下来。

刘晓光清醒地知道潘石屹们的优势在哪儿，也清醒地知道国企在资源上的优势无可比拟。他曾致力于对首创集团进行所有制改革，但最终的结果，只能令他断言：柳传志和联想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个人赚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国企领导人）的舞台也很大。”他说。

戴着锁链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这样写道：“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

刘晓光是清醒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清醒地知道，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自己能做到什么，如何才能做得相对较好。

谈起房产税，他对腾讯财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税种在逻辑上“不大合适”：老百姓交了土地出让金，但只有70年产权的“租借期”，土地还是国有的，征房产税相当于政府向政府自己的财产征税，却由老百姓来支付……但刘晓光同时又说，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了”，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违反逻辑的事情。

又比如限购。与任志强的炮轰不同，刘晓光承认限购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不应长久使用，但他同时认为，限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是不得已、必须要使用的。“对于当时抑制房价，抑制投机，是有好处的。”他认为限购最终是要被经济调节杠杆取代的，但同时却不愿预测限购政策的退出时点。——的确，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何以预测？

刘晓光承认首创集团作为国企，从创业之初便占据了资源优势，他曾经的政府官员经历也给他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却是“市场上见高低”，他认为，“国进民退”的争论对他而言压力不大，因为首创的三元化经营（基建40%、地产40%，类金融20%）基本都是通过竞标而赢得项目。

他尽力地用市场手段来改造国企。曾经尝试引入美国的黑石等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此改变首创的单一国有体制，最终却因为证监会和国资委的一纸文件而化为泡影。而这是他从商以来的最大遗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