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就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来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要履行WTO承诺，大规模开放服务业、制造业……。最近这两年开放速度加快了，比承诺晚了一点。英国和欧洲在服务业上经历了几百年积累，有充分经验，中国也有极大需求，如果欧洲服务业大规模进入中国，有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中国用产品从欧洲赚回来的钱，欧洲用产品与服务再从中国赚回去，这样有利于财务平衡。比如，中国的汽车税收将用五年时间降到非常低的水平，英国和欧洲的汽车是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汽车，日本的汽车是最经济实惠、又质量优良的汽车。所以，现在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磋商，一件一件去实现解决。不是全球化本身错了，而是机制在新环境下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坐下来好好去协调。

再比如俄罗斯，如果当年欧盟接纳俄罗斯加入欧盟，俄罗斯的能源、西方的机械设备交易，估计至少不低于一万亿欧元，这些经济注入到欧洲，有利于欧洲解决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

我曾经与奥斯本和卡梅伦有良好沟通。当时奥斯本把英国税收降到21%，并不影响英国的财政，为什么？领救济金的人需要有条件领取救济金，必须去找工作，要么做一些公共服务，比如照顾孤寡老人、公共卫生等。减少的税收收入和减少的社会福利开支是相等的，所以英国很平稳。特蕾莎政府继续宣布把税收降到17%，英国的一系列政策是英国重新成为投资中心的基因。所以，要在不断自我调整中适应全球化，而不是一个标准的全球化会适应全世界。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2、David Rennie ：我知道我的同事有很多关于华为的问题。您刚才提到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但唯独没有提到美国。鉴于目前的中美关系，您担心全球化未来的走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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