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元说，应该明确，禁养区依法禁止的是规模以上养殖场所或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并不是禁止所有的养殖行为。此外，禁养区划定一定要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包括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发的法规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扩大，更不能以改善环境为由，利用划定禁养区清理养殖业，以清理代替治理。

2001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划定禁养区做出了规定。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修订的《畜牧法》，都对禁养区的范围做出了规定。 2015年国务院印发“水十条”，明确要求各地2017年底前完成禁养区划定和整治。2016年，为指导地方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防止超划、错划并明确不同禁止区域的管理要求，原环保部、农业部印发了《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贾生元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估算，2018年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全国禁养区涉及关闭和搬迁养殖场约1000家，涉及畜禽产能折合生猪约205万头，约占全国生猪存栏量的0.6%。

“可见，禁养区划定对当前生猪存栏不足的影响甚微。”他说。

那么，一些地方在执行禁养区划定和管理相关规定过程中是否存在问题？浙江大学教授罗安程认为，问题是存在的。

他分析说，由于地方对畜禽养殖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不到位，把握不准，加之一时找不到可行的治理方式，认为养殖就等于污染，要根治养殖污染就必须清理养殖业。一些地方政府于是打着环保旗号，利用划定禁养区，挤压和限制包括生猪在内的畜禽养殖业发展。

“如将所有河流湖库周边200米、500米划定为禁养区，将铁路公路沿线一定范围划定为禁养区，将自然村划定为禁养区，还有个别县区打造 ‘无猪县’。”罗安程说，这些做法，导致广大农户对环保的政策也产生了误解，认为搞环保就是禁止养猪，“环保禁养”“环保清拆”等说法比较普遍。

罗安程认为，当前必须进一步明确禁养区的概念、划定目的、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禁养区的划定和管理，指导和推动地方坚决、迅速地取消超过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禁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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