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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的形象到了近现代再一次翻转,这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因为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文明,恰是一种异教精神的复兴。随着自然逐渐被现代技术征服,心怀愧疚的人们对自然界涌起了一种矛盾的情感:它既被残害,又被浪漫化,而这看似相反的两面,归根结底都因为其未被彻底驯化,是人类永恒的对手。和很多鸟类不同的是,乌鸦很善于在人类聚居的城镇生活,但却不容易被驯化(在这一点上它们更像猫而非狗),并且还会在田地里与人类争食,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野生元素之一。美国曾将之视为害鸟,鼓励人们大肆捕杀,但最后又不得不承认它在整体复杂生态中的作用——在我们中国,也曾有过类似的故事,只不过针对的不是乌鸦而是麻雀。就此而言,它的形象接近于强盗:既是文明社会的威胁与叛徒,但像水浒和罗宾汉这样逍遥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侠义形象又被人们所浪漫化。
乌鸦因此成了一个新的象征,它同样是自然的缩影,但却不再是那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而变成了一种不驯服的力量,我们试图控制它的结果很可能是自食其果,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谦卑地与之共存。在这一点上,又何止是与乌鸦如此?一如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中所暗示的,杂草本身其实就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它既被文明人所憎恶,又因其生命力和不驯服而受文明人钦敬,说到底,它们就是作为文明社会对立面的自然界本身。
人们在看待一种生物时,不可避免地会在它们身上投射自己的文化观念,因而其形象的变迁,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就相当于一面镜子,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人的群体心理。亚里士多德写了第一本关于动物学的科学著作《动物志》,其中有意无意地将不同物种看作人类的各个王国,彼此之间存在联盟与敌对状态,这恐怕本身就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状况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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