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抗生素市场，许多制药行业人士会给出同样的药方。如果抗生素价格（特别是治疗革兰氏阴性细菌感染的抗生素）显著涨价，对这些药品的畸高的需求就会下降，公司也将获得激励再次投入高风险研究、开发和报批急需的药品的活动。

拿珠峰困境做比较的话，这一观点很有意义。问题在于救命的药品与探险和度假不是一回事。大幅提高成本或许能够解决富裕社会的问题，但也会加剧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获得药品的难度。在非洲多地、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区，付出高价并不是一个选项。要想阻止可能威胁到全世界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这些社会必须能够有效地、响应迅速地管理和预防传染病。

我在2014~2016年间负责领导英国政府的独立抗生素耐药性评估，此后，我不断呼吁设置大型“市场准入奖”来鼓励制药企业追求新抗生素的开发。但光靠这一措施是不够的。珠峰问题表明，我们还需要政策措施限制不合理的使用，而这需要更多的诊断学投入。在政策正确的情况下，制药公司可以对必要的新药要求更高的价格，但这些药品只有在改进的诊断工具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才能开出处方。

仔细想来，也许尼泊尔当局应该在珠峰进口检查站引入诊断技术，测试有意向的攀登者的准备情况。这不但能够吓退无法自证的登山者，还能拯救生命。

（作者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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