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因此禁止曾为私营企业工作过的联邦雇员负责相关领域的事务。在政府雇员离开后，也要经历一到两年的“冷却期”，在此期间不能游说以前的同事，但往往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

因此，倡导消费者权益的智库Public Citizen的立法事务副总裁吉尔伯特（Lisa Gilbert）认为，针对这些人应该制定更严格的利益冲突条款，以免消费者的利益被“漏网之鱼”损害。

但除了公开报道的直接游说支出外，这些硅谷的科技巨头还通过其他手段对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施加影响，如通过资助智库、研究机构和游说政府或影响民间社会的行业协会等影响舆论环境。谷歌和脸谱网就为数百个有影响力的贸易团体或智库提供资金，包括美国商会、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

一场辩论赛

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政府监管是否过度”的辩论赛。欧盟已经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来规范科技巨头使用数据的方式。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称：“我们应该做罗斯福总统做过的事，再次拿起反托拉斯的大棒。”

而代理谷歌、亚马逊等跨国科技公司的互联网协会（Internet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贝克曼认为，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正在扼杀科技巨头的创新能力。“硅谷的成功实际起源于美国放松的监管。”他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观点。伊利诺伊州大学传播学教授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称，互联网的奇迹离不开政府干预和公共基金的资助。据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就长期将资金投入到这些科技巨头所依赖的突破性技术研发中。比如，当前iPhone的每项核心技术，包括GPS、流量数据、互联网、Siri和触摸屏等，都有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研究和资金支持。

麦克切斯尼认为，随着公众对于诸如假新闻的传播、个人数据的利用和科技巨头避税等问题的认识程度的提高，这些科技巨头即使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也无法顺利游说了。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