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知名国际机构及主流智库的经济学家纷纷展示了其对中国经济活力的最新研究或调研成果；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经济学家卢德格尔·舒克内希特（Ludger Schuknecht）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上海社科院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着非常深远的学术合作关系，也经常性地举办专题讨论会和联合发布会。4月17日，舒克内希特拜访了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教授。之后，在沪知名中方经济学家的代表与舒克内希特等OECD官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以及需要注意的全球经济结构治理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中方代表包括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军教授、上海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张幼文研究员、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教授等。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舒克内希特，2018年9月起出任OECD副秘书长。他运用自己在国际经济政策及决策中的丰富经验，促进OECD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和实现“更好政策为更好生活”宗旨发挥作用。他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战略监管OECD的统计与数据、税务政策和行政，还有OECD的教育和技能工作以及OECD与G20（二十国集团）非洲倡议的协议。

担任OECD副秘书长之前，舒克内希特曾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和德国G20财政代表，在这一职位上，他负责协调德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的财政事务，在倡导G20的数字税收计划和G20与非洲的一揽子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在欧洲中央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过任职经历。舒克内希特毕业于慕尼黑大学，他的诸多研究都关注财政政治以及对金融领域的影响。

在上海社科院，舒克内希特首先提到的是：虽然去年及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还是比较强劲和突出的，而且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25%（即四分之一）的全球经济增长都来自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是跟G20比较也是出色的；可以看到过去40年，中国增长率远超G20。

他说，所谓的G20，也就是世界上二十个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之外的G20成员也就贡献了全世界经济总体的25%分量。OECD观察的中国，虽然过去几年增速在放缓，现在增速保持在6%偏上的水平，但平均增长还是比G20高出四倍。而最新的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4%。

在他看来，还有一些数字也都是比较优秀的成绩单，如中国的GDP增长率在6%偏上，民生价格比较稳定，而且投资势头强劲，在宏观财政政策方面比较稳健。虽然有国际经济观察员认为，中国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还可以做得好一点，但是舒克内希特本人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他还认为，中国在贸易经常账户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好的平衡。而德国在过去几年通货膨胀率比较高，且在贸易经常账户的平衡方面碰到挑战。所以，他觉得德国应该像中国那样趋向于达到平衡的水平，而且是在几年内做到的。

OECD已经注意到：在过去的2018年，中国就明确推出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如提出要强化社会公众需求，以及在供给侧进行改革。在保持经济增长活力方面非常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政策以及个人税收调节，还有其他的税收包括增值税等，以及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今年一季度，OECD也观察到中国已准备做出进一步降低关税的姿态，这对于其成员国来说是个鼓舞。

舒克内希特还认为，在宏观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方面，往往实际效果会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大。而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积极变化，比如在流动性方面也会持续地改进，在银行利率市场化方面也会取得很大的进展。这都显示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战略计划——在未来比较稳健地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增长非常迅猛，但是OECD观察到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稳健增长的阶段，其实这更是比较自然的进化！

中国整个经济版图都在重组中

舒克内希特在交流中指出：国际经济领域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都存在着许多不稳定性。而现在一个确定性的背景则是：中国整个经济版图都在重组，经济越来越繁荣，所以服务业占比也会不断增长。OECD的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到主要经济体成员的各个产业变化，当整个经济体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其服务业占比就会越来越高；中国正处在这一积极变化之中。

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个特征，从过去的投资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即扩大内需的效应正在持续释放。舒克内希特认为，中国对于投资的依赖会慢慢减少，投资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生产率也会再增长。他欣喜地说：可以看到投资的效率已经在增长了，这已经在发生。

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以及和经常账户差额的平衡，是国际经济学界观察国别经济水准的主要标准之一。从OECD介入到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该组织每年都为中国投资占比画曲线。即中国投资占比从之前的50%降到40%，以后还可能进一步降为35%。OECD绘制的中国投资曲线多年一直上升，直到2013年之后才逐步放缓。舒克内希特觉得这样的趋势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中国投资占比率实在很高，且过去投资的生产率、实际效率并不高，就是对中国经济的实际贡献不是最优。对此，中国的经济学界也已经认识到有必要纠偏。

单纯为投资而投资，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为投资而不惜代价地举债，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科学决策。一定程度上过去的某些硬性投资，都是一些错配的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未来要把这部分错配的资源进行更好、更合理分配的理由。地方政府如果为了一时的业绩增长，在投资时做了错误的决策，那最后肯定会造成损失，并且使增长变得不可持续，这也是一个需要明确认知的接近于常识的发展原则。舒克内希特认为，如果中国投资和中国经济要有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保证投资生产率处于较高的水平上。

中国现在的投资占比率依然非常高，无论是中国官方的统计，还是OECD观察报告的分析，都占到GDP的40%以上。目前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国家，投资率通常占GDP的30%甚至更低，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则基本在30%以下，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占比率依然非常高。但中国的宏观发展蓝图包括“十三五”规划越来越清晰，“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具体；大型投资项目和国际化投资合作具有的导向意义和可行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民间资本即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正在逐渐旺盛，所以，中国投资与对外合作的质量正在提升之中。可以说，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投资尤其值得期待。

舒克内希特指出：“现存的资本需要一个更好的回报，如果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一定要防止投资过热，一定要进行更加理性的决策。”他还坦言，“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多投资错误的现象，尤其在十年前我们还导致了严重的发端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毫无疑问，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新兴经济体市场和原本竞争力较弱的欧盟国家；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处在了崩溃的边缘，拉美的委内瑞拉和欧洲的希腊就是各自区域突出的例子。目前，希腊得益于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正在走出困境，但委内瑞拉经济仍处于萎缩中。

中国更多元的动力酝酿靠创新

OECD注意到，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化的一个投资国。舒克内希特声称：不是很清楚东南亚的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投资的地位，但至少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眼中，中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投资国；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中国随着自身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自然也会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而且也会参与到国际投资中。

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国的地位其实已经接近日本，占到全球投资额的5%，这在十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表明了中国主流经济竞争力的持续提高。不过，舒克内希特说，虽然5%已经比较高了，但如果要跟美国、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对此，中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及欧洲国家有必要清除或者至少应开始逐渐清理其人为设置的投资壁垒。

关于对贸易与投资再平衡的关键建议，舒克内希特认为，进一步消除非关税壁垒是非常必要的举措，而且中国的经济还需要向外商投资进一步开放，并且减少外商一些准入条件。他觉得，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非常积极的，而且中国中央政府也在努力扩大开放，今年中国刚通过的新《外商投资法》，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措。

OECD以及欧盟国家还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做出一些更加积极的举措；同时也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进一步消除相关的外商入境限制以及外商在中国国内运营行为的限制，并且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标准体系当中。

对于中国国内企业以及对于外商企业都采用同一套国际标准来进行衡量，是目前OECD关注的课题。舒克内希特建议中国可以更好地和OECD展开沟通与合作，为此他特地介绍了两个相关的国际文件——遵循OECD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OECD跨国企业以及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安排意见。

另外，舒克内希特希望，中国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时，应该进行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不管是国内的投资，还是国外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投资的生产率，并且提升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他还提到了房地产项目的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这实际上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中国政府向来高度重视，经济学界也普遍具有居安思危的学术共识。这涉及金融领域的健康课题，对此，舒克内希特指出，OECD非常强调的一个指数就是看不良贷款比率：杠杆率高的时候，如果违约，就会看到不良贷款，不良贷款比率会影响到银行业绩，使其不能进行更多的借贷；而全球范围很多国家受到这些负面影响，但中国在这一点上是迄今为止是做得最好的例子。

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会呈现怎样的新格局，张幼文研究员在对话中指出：过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未来会有更多外商进入，由原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转变为竞争式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是积极的。张幼文特别提到：中国一个重要的活力在哪里？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占了就业80%、出口70%、GDP60%，它事实上已经替代了外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同时，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混改正在推进之中。

在民营企业焕发活力的同时，劳动力结构也在发生积极变化，中国的增长机制已出现新迹象，就是大量的自主就业，都集中在多方面的创新，就是伴随新技术、互联网升级，利用网络为基础的、在家里都能够创业的创新。

张幼文表示，这个增长机制新迹象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因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中国的市场潜力，中国的市场潜力决定了增长模式会跟以前有明显的甚至是深刻的变化，即以前经济增长靠廉价劳动力、土地，现在要看到这样一种变化——更多的动力需要靠创新。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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