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在全国总就业人数同比下降0.07%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5%。

数字经济助力实现稳就业目标，催生了灵活就业新模式，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众包”、“众创”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除了产生传统的雇佣型就业外，还催生了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兼职就业等灵活就业新模式。

余晓晖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创造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也会带来经济波动风险，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技术应用、新旧业态更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加剧结构性失业风险。

比如，机器换人风险加剧。余晓晖称，我国制造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主要从事的是生产组装等常规工作，就业者只需要具备较低技能即可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极大，一旦被机器人大规模替代，将带来巨大就业压力。

近年来，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呈现上涨趋势，在201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73,849.1套，同比增长23.9%，智能机器设备的运用使得厂家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人工流失率高、交货周期短、安全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余晓晖表示，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举步维艰，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数据确权开放流通交易等环节相关制度尚不完善，成为大数据产业乃至数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比如，浙江省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1号工程来抓，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等发展，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经济发展。贵州省政府2017年2月发布《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提出加快谋划和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主体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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