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独立电影人王小帅而言，自卖自夸是件难为情的事儿。即便新片《地久天长》目前在IMDb评分7.4、豆瓣评分7.8，但他在朋友圈发张购票二维码图片，也会再三表达歉意，“我不懂宣传，不懂很多网络的东西，只能打扰朋友圈了，不高兴的可以绕过。”

这可能就是偏金牛座的表达方式，轴。

5年前，王小帅的《闯入者》公映，“唯一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华语片”的宣发点，并没有给电影带来“好运”，公映首日排片率仅为1.32%，排片集中在早上10点以前和晚上10点以后。

被市场边缘化后，《闯入者》票房最终定格在了惨淡的1003.5万元；同期上映的青春片《何以笙箫默》首日票房超5000万元，是《闯入者》总票房的5倍。

“公映当日，当我看到排厅数量的时候，我那一整天是在震惊、沮丧和绝望中度过的。”悲愤之下，王小帅在微博上发表了公开信《致我的观众》，其中写道，“这可能是商业片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严肃电影最坏的时代。”

肺腑之言还是被解读为“悲情营销”，电影市场的惨烈决战最终引发了巨大争议：从时代背景中挖掘好故事的严肃电影，是否已失去交流的意义？

王小帅不得不面对现实：新旧时代的交替中，历史记忆可能已断裂。当这种现实的无奈伴随寂静的黑夜笼罩下来时，独立电影人还是执着于“紧贴时代的纹理”，寻求黑暗中的一丝光亮。

5年后，《地久天长》凭借包揽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主角的盛誉，刷屏2月，并趁热选择在3月22日上映。

即便有口碑与流量小生加持，但营销团队未有丝毫懈怠，包括王小帅在内的主创人员的采访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做了努力，总比完全不做要强一些吧。至于票房，还是要看观众。”

现实题材的电影非常花钱

初遇王小帅，是在半年前，平遥电影节采访归来，路过小店，点了份羊汤。打过几次照面的王小帅也进来了，已中年的他略有发福，鼻梁上架着圆圆的眼镜，唯有不离手的烟与一贯的黑衣打扮，还带有一点“先锋”气质。

喝着羊汤闲聊，对于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邀约，王小帅还是婉拒了，“过段时间再说吧。”

算算时间，那时，《地久天长》应该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中。

“这部电影可能是我制作的挑战性最大的一部电影。”半年后的采访，是王小帅行车之中进行的，电话那头依旧是“烟雾”缭绕中的思索。

5年前，当《闯入者》排片遭遇“架空”后，酝酿已久的王小帅想做一部有着更广阔的共性与共情的影片，“随着年龄增长，对中国40年发展会有不同感触，我们见证了很多普通人在时代的变迁中，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主流人群变为市场经济的边缘人群。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普通中国人家庭生活与生存形态的变化。”

这样的想法给了《地久天长》雏形，故事的主角还是王小帅熟悉的工人阶级，但他们有人早早下海，投身到商业浪潮，也有人在体制里随波逐流。

国企包江机械厂的工人，曾经当过老师的“刘耀军”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因为意外事故丧失长子，又失去二胎，刘耀军变得酗酒如命，他与妻子辗转海南，后来隐居在一个福建的渔村，从事修理工作，并抚养了一名养子；妻子王丽云与刘耀军同在工厂上班，丧失生育能力后，她一度伤心欲绝。

人物性格与命运设定后，王小帅请来了内地优秀的青年女编剧、女作家阿美，《山楂树之恋》、《分手合约》等影视作品中都有她的身影。

阿美写了第一稿后，另一策划人也加入其中，历经四个月的剧本讨论，有了剧情大纲：年轻的刘耀军和沈英明本是挚友，常在一起跳舞打牌，两家孩子刘星和沈浩一块出生、长大，然而在一次郊外嬉戏中，耀军的儿子刘星意外身亡，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

“我也拍了几个电影，但这部电影的挑战性更强，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描述跨越30年的人物与家庭的跌宕起伏，是需要很多勇气、耐心与方法的。”为了让观众感同身受，王小帅摒弃了渐隐渐现的剪辑手法，坚持采用时间线交叉跳跃并不加字幕提示的方式，反而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故事中。

甚至有影评认为，一部近30年的中国变迁史中，影片人物、场景众多，支线庞杂，在这样巨大的内容量下，导演的表现手法又极其克制，做了很多留白，这也是本片最高级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投入非常大。虽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但在中国高速发展中，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场景已经没有了，要想拍的话，我们要把这些景全部搭起来，每一件道具都要在几百件老道具中挑。”王小帅坦言，要做得真实，让人看不出来是搭建的景，是非常花工夫、非常花钱的事情。

但30年的变迁，《地久天长》也不能全部涵盖，电影所表现的也是局部。若要想在电影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或许要在王小帅“家园三部曲”中才能够找到共鸣，“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方向，《地久天长》是第一部，三部可能花十年，也许还会更长。”他表示。

从边缘到主流

对于电影中“边缘人群”与“主流人群”的角色转变，王小帅认为自己也是亲历者。

王小帅的童年、青年时期是在贵州山区中度过。1966年的秋天，在浩浩荡荡的“三线”建设浪潮下，王小帅的父母抱着出生四个月的他，响应号召，坐着拥挤的火车，从上海进入了贵州大山掩护下的工厂，与无数同样使命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了十多年的苦乐生活。

1979年，王家迁往武汉，王小帅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之后来到北京，从小学习绘画的他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但四年学习中，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与日俱减。而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电影全面复苏的时期。通过绘画来反映自己对周遭世界变化的感触，已不能满足王小帅。附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如同他电影中的许多主人公一样，无论是对故乡还是对人生抉择，王小帅既沉溺又疏离。

1985年，第五代导演正在全力出击，张艺谋担当摄影师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等优秀影片相继问世，这些影片震撼了被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熏陶的国人，但王小帅还是被美国独立电影所吸引。

“之前我们知道的大部分美国电影是《魂断蓝桥》、《乱世佳人》等，但大学期间，我们还是被《出租车司机》所震撼，影片放映的介质用的是1/2VHS的录像带，那时，我们第一次知道马丁·斯科塞斯的名字，第一次知道罗伯特·德尼罗。我才知道美国的东岸电影不同于西海岸好莱坞出品的主流美国电影，他们叫这类电影为独立电影。”这也让王小帅依稀嗅到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味道，后来有了对伍迪·艾伦、科恩兄弟、吉姆·贾木许等导演的认知。

直到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取得商业成功，独立电影开始光芒万丈。王小帅希望自己也能拍摄出这样的严肃艺术电影，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五代导演的成长模式给了他一些启发。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两年后，凭借电影《一个和八个》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五年后，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从此开始了导演生涯。

“第五代导演发迹于小地方电影厂，广西厂、西安厂，这些电影制片厂当时是要奋发图强，与大的电影制片厂抗衡，所以影响了第五代导演这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很多事情是不可以重复的。”等到王小帅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很多大电影厂不要人，福建电影制片厂抛来了绣球，他判断，到小的电影制片厂去，年轻导演实现梦想的可能性会多一点。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电影拍摄指标一年只有一部，王小帅没有太多机会拍摄电影。无奈之下，1993年，他回到北京，成为“北漂”。

形势没有王小帅预估的乐观，在1993年到2003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探索过程中，民营资本虽然有机会通过项目承包方式投资制作电影，但视角独特、思想性更强的严肃艺术电影想要获得资本青睐并不容易。加之胶片拍摄的高成本，王小帅只能借钱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

故事也是从他熟悉的题材中挖掘，90年代初，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夫妇因不同选择走上相异的命运。单纯、简约，精神化的纪实性语言表达，使得该片荣获1994年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金亚历山大奖，在1999年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但这些殊荣并没有让王小帅声名鹊起，直到《十七岁的单车》、《青红》获得国际大奖，王小帅才真正被大众所知，并被纳入“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列。

成长于经济复苏的改革开放时期，第六代导演接受国内外电影理论系统教育，他们的观念和作品内容开始有了巨大变化，更多关注社会现实。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真诚，让第六代导演被观众称为一个时代难得的“独立思考者”。

“从导演的角度，我还是比较认同与接受这种判断，因为一个作者，没有独立思考，反而不好。就像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样，写个文章要有命题、中心思想等既定模式，我们希望有些突破，至少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有个人经验的，可能这些影片慢慢出来了，就被命名为某种独立电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带有一定先锋性的。”

王小帅的视角同样关注个体，无论是《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农村青年郭连贵，还是《扁担姑娘》里不愿出力只想轻松赚钱最后惨遭杀害的高平，当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对抗的时候，故事主人公就会承载这一切。这些主人公被称为“边缘人”。

对此，王小帅并不苟同，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没有边缘人与主流人之分。“随着社会的变迁，曾经所谓的主流人群变成了边缘人群，我们这些没有铁饭碗的人变成了主流人群，而很多工人下岗，从事不同工种。所谓边缘人话题，更多是社会环境催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

帮助有才华的年轻导演

无论“边缘人”与“主流人”如何转换，带有鲜明标签的第六代导演整体处于尴尬中，最为戏剧性的就是他们的作品多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2005年，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的《青红》上映，最终票房400万元左右；2007年，王小帅、贾樟柯等四人更是被网友称为“四大赔钱导演”。

“所谓‘墙外开花’，是因为国外很多电影节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些电影节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可以接受一些平常人看起来比较另类、先锋的独立电影，所以我们才有参赛与获奖的机会，反观当时的国内形态，是没有独立电影的土壤，电影院也没有办法上映你的电影，这种环境下，你不去墙外开花，你又怎么办呢？”王小帅也很无奈，电影拍出来，总不能不管不顾。

与惨淡的独立电影票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电影每年以30%~35%的速度发展，票房从100亿元飙升到600亿元，商业电影票房步入10亿元时代。

蛋糕大了，是不是可以切一小块生存空间给严肃艺术电影？而艺术电影的生存困境之一，就是没有艺术院线。2017年，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百老汇电影中心等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联盟宣布，未来将拿出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个影厅作为首批加盟影厅放映艺术电影，保证每天至少放映三场艺术电影，并且每周至少保证10个黄金场次放映。

这些艺术影厅的设立，对王小帅等独立电影导演来说，当然是好事，毕竟艺术片和商业片长期在一个体系里混合发行，争抢票房是很悲壮的。

目前，王小帅在拍摄之余，也会投拍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导演的艺术电影，“我当年拍摄的一些电影，也是受到田壮壮、韩三平等前辈的提携，现在可以给有才华的年轻人一些资源与帮助，当然我也不是大富豪，一定要小成本，把他们的才华展露出来就行。”

王小帅认为，现在想拍摄严肃艺术电影的年轻人所处的环境，要比自己那时好许多，现在国内电影节多了，很多年轻导演拍摄有想法的艺术电影，国内也有机会看到。“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市场只要得以进一步细化，艺术电影导演会有寻找观众的机会。‘墙内开花墙外香’终于有一天会‘墙内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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