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也在会上指出，金融危机带来了七大前所未有的变化，且这七大变化环环相扣，对全球金融稳定造成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货币金融、跨境资本流动、央行的作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同时也与实体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乔依德具体解释了“七大前所未有的变化”，包括金融危机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广大应用，各国中央银行的作用前所未有的增大；发达国家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前所未有的显著化和复杂化；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实施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全球债务杠杆率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前所未有的上升；金融科技对金融生态和功能的影响前所未见。

在如今全球经济下行、民粹主义上升的国际环境下，全球贸易和投资进入新阶段，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在寻找新的模式，过去通过高投资、高债务的方式将走向终结。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

张春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世界金融格局中的崛起，更加速了我们从粗放式进入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创新型发展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上的多位专家指出，抓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今年的重头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会上重点分析了我国当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认为，近年来中国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存在着三种问题，一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依旧存在，“利率双轨制”造成套利现象，金融系统套利如果泛滥，对实体经济是不利的。

其次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不顺畅，造成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本质上，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加以解决。“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客观上资金仍然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小微企业，流不到农村。” 黄奇帆称。

三是，货币调控以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以价格调控为主，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用一刀切和数量型的方法来解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

黄奇帆认为，我国当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力图要解决这些问题。

利率是整个金融市场当中最基础的变量，也是金融市场定价的基石。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认为，利率并轨或将是货币政策改革里的“最后一公里”，或者说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分别对应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调控，两个市场的利率运行实际上是“双轨”制。“降低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不是央行规定降低就能降低，而是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盛松成称，但旨在利率“并轨”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实现宏观调控的现实要求，缓解企业融难、融资贵，还需要深入研究。

对于存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轨，盛松成认为还需要考虑长期改革目标和短期政策要求之间的关系。“如果取消贷款基准利率，能否落实短期政策要求？目前货币政策传导不够通畅，与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有关。最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这导致银行风险偏好的下降，银行不愿意放贷，尤其不愿意给风险比较大的中小企业贷款。取消贷款基准利率未必能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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