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的生平很容易让人与奈保尔产生联想。他们都是恒河平原的“北佬”印裔，都最终从事了最“传统”的工种之一——小说家。然而阅读《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这本书，却让人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感。这不是译者和中文编辑的问题，是作者自己和原版编辑的立场问题。

这个问题从殖民时代就成为对印度“解码”的主线，贯穿至今，在全球政治经济环境风雨飘摇之中，显得更加讽刺。奈保尔“宗主国的傲慢”最终被他自己的天真和好奇心消解，留下了丰富的人类学风格的细节描述，而达斯古普塔却将无知和迟钝凌驾在话题之上，试图抽象出某种“精髓”，却最终从志大才疏变成了成事不足。

本书的写作基于区区十几位德里居民的自述，其中以旁遮普锡克教移民为多数，阶层相当单一。在印度这样“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地方，其北方社会差序极大，但凡作者认识到即便再是“帝都”，它的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也与英美大城市有着不同这样一个事实，以及同时再收敛一下自己构建宏大叙事的野心，完全可以通过探讨某个特定区域文化背景下的上层和中产生活如何操纵了城市一部分机能的运转，写出只在此时此地此社会网络中成立、无法被复制的优秀非虚构文学。

本来“小说家”这个职业，可以具备贯穿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能力（奈保尔就做得相当成功）。作者也完全借用自己这种“一看就是”婆罗门的家庭和专业遗产，通过最初几位同质化受访人的引荐或者各种稀奇古怪的社会关系，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从上至下打通社会的各个认知壁垒，挖掘到宏观经济运转中最“印度”的微观细节。可惜他不仅对社会异质性缺乏感知，缺乏社会学的根本常识，缺乏对经济地理的理解，还陷入到了他先辈不愿意提及但是却向他剧透过，所以他只能抓住一鳞片爪便开始展开的廉价的、他者的乡愁中。某些低级错误，但凡他多维基百科一下，多用用Google Earth，也不至于犯下。

小说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身份相比，或许本身就会因其“不够专业”，而显得相当尴尬——那么，都市文化研究、文学文本研究、对文字和话题的敏感度，总该是小说家的强项了吧？好像也没有。换句话说，达斯古普塔缺乏追踪“真相”和比较的动力。或许他真的相信全球化大都市本质上都一样，只是附带了些许文化和社会上的异质性。就算他在德里住了十年，依然对这个印度“帝都”带有一种本能的傲慢与偏见。再加上他的社交圈局限在上层和中产——如果代入到中国的语境之下，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一个自认为精英的白人在上海待上十年，一直用英语与上海市民交流，能写出怎样的画风。要知道，印地语使用人口基数很大，语法结构相当简单，而且也属印欧语系，看不懂字母都不是问题。作者在德里十年都没学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最开始对这本书的期待，是希望能够从一个生活经历自旁遮普到孟加拉的文人的写作中，解码“北佬”的微观生活偏好、对神性的解读，并了解其社会运转逻辑。毕竟泰米尔与恒河平原的差异就像广东人与河北人的差异那样大——甚至更大，都不是一个语系的。那么他做到了吗？做到了，然而把一手还算OK的牌打坏了。

一堆还算有料的素材，却没有用到点子上，不由得让人一声叹息。不由得想越俎代庖替他重新编辑一下文本，甚至会想到，同样说的是这个事情，奈保尔会怎样描述细节？出生于印度的社会学家文卡特斯（Venkatesh）会怎样从最开始的“精英”不通过他们参与的NGO而是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关系网络，一直挖到贱民一级？经济学家森（Sen）又会对这些经济现状做怎样的分析？

举一个素材很有趣，很有印度传统特色，但是被作者用失败了的例子。

当你第一次听说，“德漂”家庭构成与西部的孟买和南方的金奈非常不同，德里以核心家庭或情侣为主，孟买单身女性租房比例更高，而金奈作为南五邦的“魔都”，通过典型的内婚制来结成家族商业网络……这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写一个地区的经济地理状态不能就一个地区谈现象，一定要与别的地区做比较，才会显现本地无法复制的某些结构性细节。如果是奈保尔，第一反应一定是“为什么”，如果是文卡特斯，一定想着要“打入内部”看看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如果是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说：“唉，这不是北京的苦逼情侣，上海‘东亚女性的反叛’，东南沿海和南洋的华人大家族形成的那一张巨大的流动性经济网络吗？”本来可以从社会结构对比中获得大量可进一步加工的信息，进而丰富对德里的认知，而到了作者那里，一个句号就结束了。

阅读很容易被作者不连贯的叙事方式和逻辑所打断。虽然所有的内容都与德里相关，但是作者却无法将对十几二十年前街上卖的价廉物美的甜茶的怀念，与对说英文的上层和中产的白左式批判、对贫民窟的泛滥式赞美和对时局的剪报式拼贴组织起来。好在作者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对话，可以视为一手资料，如果读者有相关的专业素养，可以自行“解码”并重新“编码”，对德里的现状做出自己的判断。

除了对传统文化细节的无知，以及对无关场景的过分解读和对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社会性资料的迟钝，对一手资料缺乏解读和辨析真伪能力也是作者的一大硬伤。最典型的莫过于例行的访谈，最终都呈现出一类模式——对自己家族事业的解释，对自己私生活（包括性生活，作者认为很重要）满意度的回答，对未来的畅想。然后是作者对他们，尤其是被访的地产商“改革开放（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后的野蛮扩张的批判”，同时对他们个人生活“抱有某种谨慎的理解”。作者无法辨析各类人等在讲述自己家庭背景的时候说的哪些话是吹牛，又掩饰了哪些内容。纯粹的环境细节描述，花园洋房、门禁社区、游泳池、派对，又不足以表现出每个家庭的异质性。

当然，读者可以就此认为“所有上层和中产都一样”，甚至作者也多少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一个超级大城市的运转，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某个“各个方面都一样”的消费精英阶层垄断来解释的。地产商与医疗器械经营者业务上和人际网络的区别是什么？他们如何参与到不同的商业活动中去？为什么对上层和中产来说性生活如此重要，每个受访者都要讲述一遍，而作者去贫民窟的时候却从不关心居民的性生活？

由于作者的家庭背景以及德里的区位，很多受访者是锡克教徒，但整本书读下来，没有一个字讲述什么是锡克教，锡克教的教义是什么，17世纪那个锡克教帝国又为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区带来了哪些文化遗产。作者看起来也不知道印度教其实不只是宗教，而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插一句题外话。试图自下而上地发现印度各地有什么统一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认同，是认识印度的一个好方法。而但凡试图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发现在印度“什么是主流”“有什么共同点”，通常将以灾难性的偏见告终。贯穿整个英印殖民史，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最大的偏见，莫过于“印度人民的主流信仰”。

如果翻看百年之前殖民时期英国人的研究，会发现他们笃定地说罗摩被拜得最多，是主流。个中原因非常搞笑——1857年兵变之前，英国在泰米尔和恒河流域都招过兵。印度人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平信徒”，只有特定人群如祭司才会有唯一祭拜的神。泰米尔的士兵来源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而北方由于严重的土地内卷化问题，当兵被视为一种“高档工作”。对于罗摩信众而言，有一个分支以能打仗出名，就连婆罗门也尚武，因此大规模的“罗摩唯粉”进入了英军。而当时英印帝国还没扩张到布拉吉（Braj）和玛尔瓦（Malwa），因此还“没见过尚武的黑天唯粉”，遂就此认定，罗摩是主流。而到了嬉皮士的年代，由于一些Guru将《薄伽梵歌》介绍给美国青年，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等到嬉皮士们回到学校继续上学、教书之后，有一部分人就非常喜欢在文章中引用一些黑天的典故，但引用的方式也往往是“鲁迅曾经说过”“爱因斯坦说”这样的级别。

这对下一代对印度感兴趣的研究者起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影响——当一位学者来到阿瓦德（Awadh）和普万查尔（Purvanchal），把瓦拉纳西作为“印度教的麦加”蹲点十几年之后，对印度最大的感慨竟然是：“印度人民拜罗摩太多了，却忘记了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薄伽梵歌》。我问过很多印度人，他们都无法（像美国人背圣经一样地背出来和引用）……”

如果连正经八百研究印度的西方学者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期待一个小说家能够说得比他们更好呢？特别是当西方社会陷入“文明的危机”的时候。

当历史大事件的细节被摒弃（例如作者甚至不知道德里“隔壁”的法里达巴德的工业化完全是巴基斯坦有文化的难民一手推进的），只是毫无创新地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比如“因为野蛮的资本主义所以德里强奸案多”——怎么不说墨西哥的华雷斯针对女性的暴力，原因与德里郊区工业区一模一样，但因为华雷斯不在首都旁边，所以印度才被认为“连首都都保不住更何况其他地方”），再和那些没有经过深加工的对话放在一起，才能明白作者的逻辑——那些对话里面涉及到的简单、粗暴、野蛮，都是历史大事件和制度的锅。

怪不得达斯古普塔没有自己的观点，怪不得书中的批判部分都像是从别的“比他更专业的”媒体上摘抄下来的。因为他是带着答案来找现象的。就像很多人吐槽《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一样，这就是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以及东亚中年油腻男性）常见的逻辑闭环——用似是而非的线索来搭建区域文明发展的主逻辑，喜欢宏大叙事，喜欢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知识将他们笼罩在一起。

作者以“我听说过××概念”加上“我看到了××”的方式记下了所有无论东西方的——反正是看过殖民时期英国人对印度记述文章的外人——所认为的所有关于印度的知识，以寻找一个单一结果和答案。看起来内容很庞杂，实际上却是一个封闭的时空观。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和偏见，是对印度各地毫无敏感度也无异质性的现象的堆积，甚至还有自己不少的臆想。他不鼓励独立思考，希望读者和自己一样形成“原来如此”“印度一向如此”的顿悟。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邻居，也依然在认知闭环里兜兜转转。

《资本之都:21 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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