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苹果选择与云上贵州合作iCloud（中国）的数据服务背后，这个中国西南欠发达省份的社会经济面貌，与苹果公司超过7000亿美元的市值、以及其产品服务的中产阶层之间，反差感同样强烈。后者在美国硅谷的新总部大楼占地70.8万平方米，比美国政府的五角大楼还要大，整栋建筑看起来像个宇宙飞船。

顶层设计

“这栋楼非常有价值。”块数据的一位商务经理对《第一财经》杂志说道。

他提到的楼，倒不是美国的苹果总部，而是贵阳市高新区内一幢被标注为“高科一号C栋”的写字楼。这场采访被安排在这座楼的25层——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块数据”）的一间办公室。这家公司算是云上贵州在贵阳的分平台，负责将贵阳市的信息化系统“上云”和支撑当地大数据应用对政府数据的需求。相应地，云上贵州统筹全贵州省的政府数据。

高科一号C栋共有30层——租下8至10楼的，是一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4楼是华为云软件开发中心；17楼的滕迈智医做的是与互联网医疗相关的创新业务。20楼是美国伯克利大数据创新研究中心，研究老龄化幼儿行为分析，24楼的易鲸捷是做数据库的……顶楼则属于国家大数据工程实验室，据说从事着一些内容保密的社会研究。

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数据的垂直工厂。这位商务经理回忆说，2018年块数据筹办过一场人工智能大赛，当时花150万元给几十万张图片打标签，正是2楼的一家“数据加工生产车间”承担了主要的工作。

以贵州和贵安新区为核心，整个贵州目前还有几十幢租户格局与“高科一号C栋”相近的写字楼。由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数联铭品（BBD）为省大数据局开发的“大数据产业地图”系统显示，贵州省目前从事与大数据相关业务的企业达到8978家。

做到这个数字，贵州只用了5年——而这完全是由贵州政府自上而下一手推动的。

2013年，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成立。因地处贵阳和安顺之间的丘陵地带，贵安对外宣称“气候凉爽、地质结构稳定、电价也便宜”，最适合建数据中心。

“业界共识是，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贵州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景亚萍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她列举的信息包括“澳大利亚2013年发布公共数据、新加坡2013年提出数据地平线概念、英国2013年发布国家数据战略”，以及“美国实际上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提大数据了”。

事实上，再早两年，贵州政府已经看到原先长期占全省GDP最大头的发电、采矿等资源型产业“往下走”的趋势。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和富士康，从2013年冬天开始陆续在贵安设立数据中心。贵安的“机房经济”开局顺利，给当时正在思考产业结构调整的省政府一个重要启发。

2014年3月，时任贵州省长陈敏尔带队，在北京办了一次大数据产业发展推介会。名曰“推介会”，实际是一次宣言——宣告贵州从此要开始“发展大数据”了。

陈敏尔在入贵之前是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北京的推介会上，他还把马云请去站台。一个月后，阿里巴巴就组织了一个“百人团队”入黔，免费帮助政府完成省一级的政务数据云平台——“云上贵州”的系统搭建。

那次推介会回来之后，贵州组建了“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陈敏尔担任组长。多位副省长、各厅局一把手、市州一把手都被拉进这个小组，规模接近50人。陈敏尔为小组还设计了另一套特定职务称谓——他自己是“总云长”，小组成员们则是当地、所在部门的“云长”。这套称谓背后的用意很明确：“一把手”们要对政府数据“上云”的进度负直接责任。

在这个临时小组之下，有一个11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外也叫“大数据办”），负责将小组会议形成的决策，落实成政策文件对外传达并监督后续的执行。而这个办公室正是日后组建的贵州省大数据局的前身。

政府就像是一家选择了大数据风口的创业公司——由省长带领的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相当于它的董事会，马宁宇为主任的大数据办是公司的执行管理层。

“当时贵州从省领导开始，大家都在学习和研究大数据。有去拜访人家的，也有请人家过来交流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都交流过，有时候还和学者用晚上谈策略……”在景亚萍看来，身为政府官员虽然不需要特别懂具体的技术，但他们首先自我要求有“大数据思维”，比如要认识到“数据是一种资源”。所以第一步就要建立数据中心，把数据聚合起来——先调动本省的政务数据，其次瞄准企业数据。

于2014年11月组建的地方国企——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云上贵州公司），也是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它最初的任务是为政府建设一个数据中心，搬迁和统一管理省内所有的政务数据，这套系统被直接命名为“云上贵州”。后来几年，云上贵州公司扮演的角色，是一台不断帮助政府吞吐整合各种大数据资源的“超级服务器”。

政务数据算是距离政府手边最近的能被调动的数据资源，但依旧涉及到“蛋糕重分”的问题。BBD贵州业务负责人董博曾跟着政府，参加过很多次这种要数据的会议——市长带头开会，各个部门的人都到场，市长挨个问“你们能交出哪些数据来”“不交数据交帽子”。

过去几年，针对企业数据，招商是贵州省市区三级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一开始，因为对“大数据产业”究竟囊括什么，他们界定得并不清晰，所以这些招商团队就把只要跟数据相关的公司全都拜访一遍。

“我们主要负责执行层面的招商。”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潘泷波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他对《第一财经》杂志介绍说，与大公司总部谈战略级合作通常是由省政府出面，而后就由市区一级负责跟进，和公司高管层沟通更具体的项目，继续谈。

2016年前后，时任贵州常务副省长的秦如培每个季度都会跟阿里巴巴的高层见面。为了游说腾讯在贵安建数据中心，包括陈敏尔在内，贵州副省级以上干部直接参加与腾讯的沟通会面也多达数十次。而潘泷波的KPI中，包括全球500强、国内500强和行业100强公司，每年在高新区的投资到位资金分别有多少。

云上贵州公司运转不到1年，2015年，贵阳市的市委书记陈刚在“顶层设计”上又加了一环——成立贵州省大数据交易所，探索数据交易标准和经济模型。

陈刚也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他赴任贵阳之前，在北京分管国内互联网企业聚集最多的中关村产业园。在陈刚的设想里，大数据交易所是贵州大数据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贵安那边形成企业数据中心集群，“云上贵州”系统平台聚集政府数据，通过政府招商不断引入到当地的各类大数据技术公司负责数据生产，而交易环节由交易所承担。交易的本质，是让数据更充分地流通，进一步盘活数据价值。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