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防风险和稳增长的讨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学者看到，和国际经验比较，中国的经济、投资和消费增速的下降速度偏离得非常明显，因此认为应该对这个现象进行更深度研究，否则很难保证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宏观政策有效。而我认为，要解决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摆在首位的反而不是政策，而是认识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宏观政策是最底下的一层，上面还有制度安排，而最高层面的东西是认识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突破“姓社姓资”的认识开始的，然后才有搞市场经济的体制突破，才有了各种宏观政策取向的转变。而今天中国经济之所以有下行压力，还是和两个认识走入了误区相关，这两个认识误区不打破，不管宏观政策怎么调整，下行陷阱还是走不出来。

认识误区一：中国经济进入降速阶段

第一个认识误区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降速阶段，理由是工业化已经基本上完成，应该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主导阶段了。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阶段下来的变化，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一降再降，不断突破人们认为是正常的降速区间，这个时候才开始对降速的正常性产生了怀疑，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相继提出了“六稳”、“七防”，我认为就是这种从“正常降速”到“不正常降速”认识的转变。

那么为什么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认识不对呢？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国家。对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一元结构是主流，古典市场经济是“金字塔”形结构，即越向下穷人越多，越向上富人越集中，二战后改良了的市场经济是“橄榄”形结构，即中产阶级占主体，但二元结构是“工字形”结构，即上面有个较小的富裕群体，下面的中间收入阶层很小，再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中国目前在8亿城市常住人口中，高收入与中高收入占40%，平均收入是6万多元，中国的居民人均收入大约是人均GDP的90%，所以折算成美元，这部分高收入人口的人均GDP就是2.5万美元左右。中国农村居民中的最高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中等水平，但考虑到还是有一部分高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已经达到了城市中高收入以上水平，如果按5%计算，则中国目前全体居民中，有近3.5亿人的人均GDP在2.5万美元以上。按一样的算法，中国目前其余的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就是4000美元。

10亿低收入人口是中国的人口主体，处在这个收入水平上的人口，其消费力还处在满足了吃穿的“小康”水平阶段，而3亿高收入人口才有能力买车买房，消费水平才进入了现代化的“富裕”阶段。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是得益于两大需求引擎的拉动，一个是新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需，另一个就是3亿高收入人口房、车需求产生的内需。以2012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增速下降，和2015年中国房屋竣工面积增速下降为标志，中国先富人群的房、车置业陆续完成，到2018年终于进入房、车相继负增长阶段，相应带动围绕住房与汽车消费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如家电、家具等产业都进入了增长低谷。

但是，中国的人口主体还没有实现从“小康”向“富裕”阶段的跨越，因此由“二元结构”所决定，中国的工业化高峰也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新千年以来出现的经济“起飞”是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将是由10亿低收入人口引起的，更大的、持续时间更长的经济增长高峰。

我们可以看三方面数据说明这个新高峰的模样：

第一，2018年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是170辆，而发达国家是600~800辆，何以中国在170辆的水平上汽车需求就发生了停滞？很巧的是日本在1970年也是170辆，而日本基本是在1975年完成的工业化，之后则汽车保有率出现猛升，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升到650辆。中国在170辆的水平就出现了负增长，就是因为3亿先富人群的房与车需求已经顶到了“天花板”，但后期10亿人的需求将更庞大，会给房、车需求乃至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巨大的空间。

第二，如果把目前10亿人的消费水平提升到3亿人的水平，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从去年的40万亿元增加到120万亿元，是今天的3倍还多。

第三是按照工业化先行国的历史经验，当进入到居民消费从吃穿向住行阶段跨越的时候，首先是大幅度提升能源、钢铁等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随后就会进入到以房、车需求所引领的机械、电子和化工等重加工业发展阶段。而中国近十年来之所以会把“去产能”的重点放在钢铁和煤炭上，其实正是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加工业的标志，这个标志的产生，不是3亿富人的工业化阶段所标志出的，而是10亿低收入人口的工业化阶段所标志出来的。

认识误区二：“基数大、增速慢”的规律

现在再来说必须要走出来的第二个认识误区，就是所谓“基数大、增速慢”的规律。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目前的GDP总值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所以官产学三界人士似乎已经共同认同了“速度应该下降了”这个判断。

从工业先行国的历史经验看，的确在完成工业化后速度都开始下降，但那是对“一元结构”国家而言，是“一元结构”国家的经济规律，对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国家是不适用的。因为如果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经济也是二元结构，有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也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数大了，全世界的经济增速也都高不起来，就不会有中国经济起飞的奇迹。

缩小到中国内部，因为已经有过一个经济增长高峰，或者因为3亿人的生活走入了现代化阶段，后面的10亿人就永远不会买房买车，就不会引起另一个经济增长高峰，同样也是错误认识。所以破除“基数大、增速慢”的魔咒，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进入第二个经济增长高峰期。

实际上，我们已经离第二个经济增长高峰期不远了。按新千年至今9%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3亿人在新千年之初的人均收入水平就是5000美元，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对住房和汽车长达十年的爆发性增长，而今天10亿低收入人口的人均GDP也已经达到4000美元，离5000美元并不很遥远，还是按9%计算，到“十四五”中后期，这第二个经济增长高峰期就会到来。

从“一元结构”的经济规律和3亿人的工业化阶段出发，来看待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就必然会走入认识误区，因此如果人的认识不转变，仍然认为经济减速正常，认为出现经济低谷是由于降速阶段与经济周期叠加，因此所有政策都在围绕反周期打转，中国经济增长新高峰的到来，就会遥遥无期。

最后还要说上一句，由于中国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城市化是打破“二元结构”和走出经济低谷的根本举措。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本文系作者在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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