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38亿人的财富还在不断缩水，仅在2018年一年就减少了11%。

报告认为，形成这种贫富差距状态的原因之一是不少西方国家向富裕人群倾斜的税收政策。

报告统计指出，2015年，在每1美元全球税收收入中，仅有4美分来自于针对遗产或财产等财富的税收。在很多发达国家，这类税收被持续削减甚至被废除，而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没有类似的税种；富人和大企业的税率也一直被大幅削减。例如，发达国家的最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在1970年是62%，到2013年已降至38%，而贫困国家的平均个人所得税税率则是28%；在巴西等一些国家，如今最贫困10%人口所支付的税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远比最富有的10%人口更高。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公共服务却长期资金不足。在很多西方国家，良好的教育或优质的医疗都变成了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譬如，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孩子5岁以前的死亡率是富裕家庭孩子的2倍。在肯尼亚，富裕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时间平均为贫穷家庭子女的2倍。

菲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人认为以往的社会契约被打破：在法国，人们曾普遍认为，法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将为孩子们带来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社会流动性。但是，现在增长的效益已变得过于微薄，工作的人群正受到数字革命的威胁。只有已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才会在这种竞争中受益。

在设计本届论坛主题时，达沃斯论坛方面已经认识到，四大变革正在赋予全球化新的定义，其中之一即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下，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兴起。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面对这一巨变我们完全猝不及防。目前，人们还在用业已过时的观念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仅仅对现有的流程和机制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我们才能在未来抓住大把的新机遇，并规避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实习生康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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