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电影导演而言，第一次看伯格曼的电影，那种震撼无法言说。导演贝托鲁奇形容第一次看《呼喊与细雨》开篇的空镜头：“它仿佛带着我们去向地狱，很小心，很轻柔，没有一丝残忍的意味。然后我们被拯救了，接着又被推向地狱，并再一次得救。”王小帅和过士行看伯格曼的第一部电影都是《野草莓》，王小帅还记得当时受到的强烈冲击，“原来摄影机可以制造出真正的梦境，电影还可以这样拍，可以制造一切。”

一部《婚姻生活》，瑞典离婚率上升50%

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中，美国导演约翰•兰迪斯阐述了一个现象，许多世界级导演在自己国家并不那么受欢迎，比如费里尼之于意大利、伯格曼之于瑞典。但是，他们都在过世后成为电影史上的传奇导演。

瑞典皇家剧院前驻场摄影师本特•万塞留斯发现，伯格曼的戏剧作品在近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他的40部剧作在瑞典集结出版，全世界范围内对他戏剧作品的兴趣浓厚，《假面》、《婚姻生活》被改编成不同语言在各地上演。

过士行曾将《婚姻生活》改编成话剧搬上中国舞台，他并没有对这出戏做过多的本土化处理，尽可能保留原作。他将伯格曼比喻为一位先知，“他比我们早半个世纪领悟了两性关系的本质，把情感和婚姻的各种可能性，通过一部戏写了出来。”该剧在中国上演后，过士行发现，它所引发的风波一如50年前《婚姻生活》在瑞典上映时的反响，“瑞典上空徘徊的离婚幽灵来到了中国。”他记得，身边几对朋友看过演出之后，默默办理了离婚。

瑞典导演伊斯皮诺萨则回忆起，《婚姻生活》上映后，瑞典离婚率在半年内就上升了50%，造成巨大轰动，“仅仅通过一对普通瑞典夫妇的生活，伯格曼就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做到了很多政治导演都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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