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源于一种知识分子对经济和社会的正义感。”这是何柔宛（KarenHo）在《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写下的第一句话，阐明了她的写作缘由。

1995年9月21日，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的何柔宛被《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则重磅新闻所吸引。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将现有机构分拆为三个独立的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几宗公司分拆案之一：77800位经理人被买断工龄，48500位员工被裁员。吊诡的是，公告发布当日，AT&T的股价上涨6.125美元至63.75美元/股，涨幅达10.6%，公司市值一下增长97亿美元。《纽约时报》还披露，类似AT&T的情况并非个案，那段时期，通信产业的兼并与重组激增，负责发起、组织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建议的华尔街投行，股价同样大涨。

几个月后，AT&T又宣布，未来4年内计划裁减4万个岗位。这个消息令资深观察者都感到恐惧，但《华尔街日报》却报道说，华尔街对此反响很好，AT&T股票再次上涨了2.625美元，达到67.375美元。

AT&T两次大规模裁员计划公布后，华尔街的“兴高采烈”引起何柔宛的注意，她决定对其做一次“深度民族志调查”。而此前，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族群、原始部落等领域，对金融精英群体的观察少之又少。

在写作《清算》一书时，已经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的何柔宛，敏锐地抓住了华尔街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名校毕业生灌输的“聪明”概念，以“聪明文化”做调查的起点，探讨了华尔街构建的“聪明文化”如何巩固其金融主导地位，进而影响到美国企业文化。她指出，正是在这种逐利的“聪明文化”笼罩下，华尔街加剧了金融危机和萧条、贫困和不平等。

《清算》英文版出版十年后，今年首次推出中文版。目睹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整个爆发过程的何柔宛，又在中文版的扉页上加了几句对年幼的女儿和儿子的期待：“希望他们这一代人会看到更美好的社会经济的平等。”

“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华尔街，这本书是很好的尝试。华尔街是金融财团掌握世界财富的工具之一，但外界对华尔街的一个长期误解，老认为华尔街的人真的很聪明，其实不是。”曾在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工作了近20年的全球顶尖量化投资经理、上海金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阳看了《清算》后说。不过他也指出，由于何柔宛在华尔街仅工作了半年，对华尔街文化的人类学调查也有片面的地方，“能加上对中高层有更详细的观察，书会更好看”。

在华尔街银行上班的人类学者

虽然AT&T分拆公告发出后，何柔宛就确定了自己人类学研究的目标，但真正促使她走进华尔街了解金融精英的真实生活，是在参加了一场高盛举行的校园宣讲会后。

那是1995年，有一天，在普林斯顿镇骚拿酒店，150多位梳着精心打理的发型、穿着职业而笔挺的西装的哈佛、普林斯顿、威廉姆斯学院等名校学生鱼贯进入酒店大厅，听16位同样打扮非常得体的高盛高管的演讲。“在投资银行，人人都非常聪明”“我们的分析师可以走向世界各地”“你们都那么聪明”……宣讲会上，高管们不停地说着类似的激昂话语，整个场面热闹而充满鼓动力。

西装革履的人群中，一身灰色便裤和牛仔布背心的何柔宛显得格格不入。但听了这场气派又洋溢着“国际范儿”的宣讲会后，她脑海里出现一个问题：在精英主义和他们践行的金融专业知识与全球梦想之间，在华尔街对“聪明”的宣称和他们承诺的全球范围的强大能力之间，究竟有何种联系？

为了解开这个谜，何柔宛从研究生院请假，参加了1996年春天华尔街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招聘会。当年6月，她被信孚银行录取，担任管理咨询组的商务咨询师。工作落实后，何柔宛离开普林斯顿，在纽约布鲁克林附近与人合租了一套公寓，每天像白领一样穿着高跟鞋和职业装上班。

在华尔街，管理咨询师虽然不是直接参与投资银行核心业务的部门，但需要和多个部门联络并轮岗，何柔宛借此快速地熟悉了金融业务，并接触到许多年轻的投行家，为后来的访谈积累起了人脉。

1997年1月，何柔宛的工作被意外中止。原因是整个内部管理咨询团队被裁员了，包括她在内的六名员工一下成了失业人员。银行核心高管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工作可以外包给其他顾问公司，裁撤掉部门能为股东减少一笔“固定开支”。讽刺的是，两年后，信孚银行自己也被德意志银行收购了。

工作时间有限调查稍有瑕疵

在华尔街工作期间，何柔宛并没有做正式的人类学调查，只是在下班后会记录些观察和思考。从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她才正式对华尔街的投行精英们展开访谈，前后接触的访谈对象有100多位，有色人种占40%，一半是男性。

何柔宛敏锐地发现，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投行代表，受访人一开口都喜欢凸显并标榜自己的“聪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华尔街工作；华尔街创造了迄今为止全球最精英的工作社会……这让她想起多年前参加的那场高盛宣讲会，“‘聪明’这一词语似乎在华尔街的词典里非常重要”。何柔宛判断进而总结，华尔街存在一种重要的“聪明文化”。

“‘聪明文化’其实指的是，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只是用来证明你是优秀的和聪明的，为了给自己打上标签——你是哈佛的，你是清华的。”夏阳也这样认为。他先后在雷曼兄弟、瑞士信贷、瑞士银行集团等知名投行担任高管，是典型的华尔街精英，履历堪称完美而“聪明”。1989年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电子专业，1996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集成电路设计的算法验证博士。1997年底，夏阳博士尚未毕业就被猎头高薪挖走，是华尔街上最早将算法交易介绍给共同基金以及对冲基金的先行者，也是当时华尔街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

随着访谈深入，何柔宛还发现，通过强调“聪明”，并为美国名校毕业的学生贴上“聪明”的标签，华尔街构建了自己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的形象。甚至是华尔街上不断上演的裁员，也被理解为是“聪明”和出色的标志，因为“这种标志能帮他们适应强度和压力都很大的工作环境”。

由此，在华尔街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也催生出一种交易决策中将短期“收益”视作理所当然的特殊利己主义文化，进而影响经济周期，并导致社会不公平。

“作者关于华尔街的人类学调查很真实，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华尔街上的‘聪明文化’，视角也很有趣。”夏阳评价说。只不过由于在华尔街工作时间有限，加之能接触到的调查对象也不算很深很广，对有些华尔街文化还是有不太全面的地方。

夏阳离开华尔街已经两年。与华尔街生活的抽离，也让他能客观地看待曾经的职场生涯。尤其是在上海新公司里，全然没有《清算》中写到的华尔街“聪明文化”笼罩下的等级分明，“我们大家都很平等”。在公司一楼咖啡厅里，一身休闲打扮的夏阳，用支付宝扫码给记者买了一杯热巧克力后笑着说。

对话夏阳：“聪明文化”使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只有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才能来投行”

第一财经：你在清华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学的都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为什么后来到华尔街工作了？这和当时华尔街在美国高校精英阶层中的巨大影响有关吗？

夏阳：我大三时，就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修了第二学位金融与企业管理。现在想来，可能当时就有点想从事金融业的念头了吧。不过，1996年我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学的还是老专业，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算法验证等。199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结束，美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量化交易、算法交易兴起后，华尔街迫切需要很多高科技人才加入。当时，凭借期权定价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都被拉到华尔街来创立了对冲基金。1997年底，我博士还没毕业，华尔街的猎头就来高薪挖我去做量化投资。恰好当时，我太太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我不想再长期两地分居了，觉得新泽西普林斯顿离纽约市也不远，就去华尔街工作了。

第一财经：说到找工作，《清算》里描述了华尔街投行通过参与美国名校重要社团活动，还有精心准备的校园招聘，成功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观，让他们觉得除了去投行和咨询公司，做别的工作都不“聪明”。你读博士和找工作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夏阳：我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当时，美国整个大的社会趋势是高科技在各行各业都非常受欢迎，华尔街要体现自己是最引领整个世界的，当然也需要高科技人才来帮着他们交易、投资，所以他们才派猎头到处挖人。《清算》里写的招聘，录取的学生是从楼梯最底部进入华尔街的，而像我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还有罗伯特·默顿这样的科学家，基本进去直接就是做中层。所以到2001年，也就是我进华尔街四五年后，在雷曼兄弟可以做到一个交易台的管理者。2007年我35岁时，又升到董事总经理。当时在华尔街投行，我也算是最年轻的MD（董事总经理）之一了。后来，我代表公司参加一些招聘活动的时候，就和《清算》里写到的强调“聪明文化”很像了。

第一财经：可以谈一下你当时招人的经过吗？

夏阳：2004年，我被瑞士银行集团挖去，派回中国香港工作。大投行都是全球化的，中国的香港、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还有日本的东京，这几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人可以随时流动，招聘年轻学生的动作全球进行。所以当时我在香港这边做董事总经理，偶尔也作为公司年轻高管的典范，代表公司的“聪明”形象，回美国去招聘。记得每年11月份，在波士顿哈佛那边有一个招聘会，投行会派出最优秀的MD、VP（副总裁），还有associates（副经理）组成团队去招聘。过程和《清算》里提到的一样，在酒店里请学生们吃饭，哈佛和其他学校最优秀的MBA学生拼命来向我们推销自己，证明自己最优秀。学校也在招聘会上告诉学生，只有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才能来我们投行。

第一财经：《清算》中，作者还花了很多笔墨讲华尔街宣扬的“聪明文化”对美国名校学生的影响和对华尔街金融主导地位的强化。你怎么看她提的这种“聪明”？

夏阳：作者说的“聪明文化”其实指的是，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只是用来证明你是优秀的和聪明的，为了给自己打上标签——你是哈佛的，你是清华的。但到了投行，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其实都差不多，这时情商、销售技能和拼命想做事的动机更重要。

在华尔街，真正的专业人士是比较少的，像我这种做量化交易的人是“横着”切进来的，大部分人要慢慢爬楼梯，靠销售能力、情商往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外界对华尔街的一个长期误解，老认为华尔街的人真的很聪明，其实不是。就像考上清华、哈佛的人并不是完全因为他更聪明。好学生的智商其实和调皮捣蛋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差不多，只是他们更愿意付出和忍耐。华尔街就是把这些名校毕业的人选出来，打上聪明的标签，告诉全球企业这些人是最聪明的，你们听我们的就行了。

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自己人”的相对平等

第一财经：《清算》里还讲到华尔街有清晰的等级制度，岗位、职务不同，甚至乘坐的电梯也不同。你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夏阳：这个绝对是有的。我在美国时，一直在做专业的投资、交易，2004年到亚洲之后的工作经历才更“华尔街”一些。2004年到2012年，我都在香港第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50多层的一个交易厅上班。在月租金十倍高于周边办公室的地方工作，当然也是华尔街“聪明文化”的一种表现，显示只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投行，才能进驻这样的办公室。

我们在香港的交易厅和好莱坞电影上看到的很像，非常大，整层都是。里面一排排桌子，上面堆着的显示屏幕把人都包围住了。交易员、销售们全挤在里面办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算每年帮公司赚几千万美元的人也没有。国金中心里还会分出不同的电梯区，有些电梯区是一般员工使用的，高管层有单独的电梯可以直上直下，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机会碰到。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否则显示不出“聪明文化”来。

第一财经：为什么投行的办公等级制度，也是在显示“聪明文化”？

夏阳：如果没有等级制度的话，有人就会说，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你要比我厉害，赚得比我多得多？其实我前面也说过，投行的大部分工作没有太大区别，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神秘。所以要通过等级制度让大家相信，坐在办公室的高管，就是比我多知道更多东西，就是比我聪明。

第一财经：你在华尔街工作了近20年，《清算》作者只工作了几个月。你觉得她对华尔街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哪些地方是有偏颇或者不足的？

夏阳：作者有些地方还是片面的。她接触的大部分华尔街人都是第一层次的员工，高管有接触，但很少，尤其是投行的高管们甚至中高管们在干什么或者在想什么，里面涉及得很少。比如作者说到的投行等级森严，其实到了高层也不全都是那样。我当时接触到的瑞银集团全球董事长，他比我高两级，虽然看起来比较严肃，但人很gentleman很nice，他对下面十多个MD都是这样，这是投行在“自己人”之间相对平等的地方。还有我在美银美林做大中国区证券业务负责人的时候，每半个月到一个月，美林同级别的高管都会在香港的私人会所聚会，大家一起抽雪茄，喝红酒，顺便交流业务。所以在投行里，真正进入一定层级后，其实也是比较平等的。如果作者再加上些对华尔街稍高层级的人的田野调查，这本书真的会更好看。

第一财经：你的这个看法也让我想起豆瓣上网友的一段评论，说人类学学者在研究殖民地土著、乡村秩序、边缘群体时，基本上是抱以同情的姿态。而研究商业、互联网等对象时，大多是持批判的态度。这种感觉你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吗？

夏阳：这本书的作者明显有种怀才不遇，或者其实“我也很聪明，但是你们怎么没重用我”的想法（笑）。

第一财经：你读下来是这种感觉？

夏阳：当然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她对高层那一部分了解得太少。其实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比如华尔街就是通过“聪明”，通过等级，形成一套标签和文化，达到构建自己金融主导地位的目的，这一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从微观层面，也没有必要去抱怨什么，既然来参加游戏，就应该愿赌服输。其实大部分来华尔街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对书里写的很多内容都明白，因为想要赚钱嘛，很多人还是来参加这个游戏了。但是从宏观层面，还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让金融业的人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其实已经超越了政府，超越国家了，因为华尔街也是金融财团们掌握世界财富的工具之一。

《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美]何柔宛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18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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