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经济创新，上海在社会救助政策方面的探索也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40年，上海依据自身特点构建“托底保障网”，最具代表性的是建立城镇、农村居民两条最低生活保障线，并成为全国先行先试的样板。此后，上海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顶层设计，并出台了第一个省市级社会救助规章。

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己建立起“9+1”的社会救助体系，且救助制度体系还在不断完善，科学设定低保标准，创新单项救助政策，促进就业救助联动，健全救助手段，拓展救助覆盖面，丰富救助形式，这些都为全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上海经验”。

上海市民政局救济处副处长林婕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至2018年，上海城乡低保标准已调整22次，达到如今的1070元。截至2018年9月底，上海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19.11万人。

一次特殊的顶层设计

上海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上海启动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资国企改革。在经济变革、社会变迁和市场竞争的多重因素之下，大量失业和下岗人员由此产生，不少职工家庭的生活陷于困境。

面对如此特殊的背景和巨大挑战，上海市政府开始进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需要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199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4年则再次首创性地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上海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适时确定救助保障重点，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出各项救助政策，具有上海特色的“9+1”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日臻完善，在全国具有领先的地位。

城镇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该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

“我们每年的4月1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会随着最低工资这些保障线进行动态调整；而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覆盖对象的面也在增加。”林婕说。据了解，上海城乡低保标准由1993年建立之初的每人每月120元，达到如今的1070元。

其次，除了上述生活救助之外，医疗、教育及住房等单项救助则作为补充救济手段，以纾缓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

以教育救助为例，2005年，上海对城乡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中九年义务教育制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即免杂费、免书簿费和补助生活费。截至2017年底，累计实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救助45万人次。

此外，民政部门在传统的手工核查基础上，引入精准收入核对机制来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性。

“早些年大家说的，开着宝马、戴着金戒指（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费），是因为在传统方式上，如果我们没有进行经济状况核对的话，就根本没办法核定他的真实财产状况。如今，运用信息比对手段审核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我们网上都可以看到，因而就可以规避掉很多类似骗保的情况。”林婕说。

健全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上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勤皓在《上海民政改革创新40年》中撰文表示，199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首次将待业人员纳入政府救助范围。上海低保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社会救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制度创新成果，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而建立的一道“社会安全网”。

针对网络化、体系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构建，上海也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例如，上海注重救助和就业政策联动，鼓励待业人员通过就业脱贫；上海在2002年先后制定“生活费抵扣”政策和“救助渐退”政策；对于城镇低保家庭待业人员，只要有了实际的就业行为，就可相应增加其本人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而对于在政府救助之后，仍然还有困难的群体，民政部门也寻找到了解决办法。“原来完全依靠政府进行救助的，现在许多的社会团体与组织也参与进来，尤其是社区综合帮扶计划及相关的基金会的支援。”林婕说。在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基础上，根据不同困难群体存在的情况以开展“个案帮扶、项目帮扶、特定帮扶”的工作，有效政府阶段性救助政策的缝隙。

在随后的探索实践中，一套切实可行、手段先进的社会救助体系不断被完善。

上述提及的上海社会救助“9+1”制度体系框架，它正式建成的标志性事件为2014年9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本市贯彻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意见》，“9+1”制度体系，即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为基础，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援助、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为补充，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

至此，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的不断健全，在公开、公平、公正中得到了持续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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