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的运行制度时，张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必须要实现体制上的突破。他说道：“我们一味地把美欧的模式拿过来也是有问题的，2000年起我们就开始参照美国大学系统的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制度，国家投了不少经费，的确在整体科研水平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的科技实力仍然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不完全是资金规模的问题，而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更深层次的努力。”

“尽管我们论文发表了很多，但发达国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问题，这也不可能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实力的唯一标准。”张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脑科学研究能够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中国好像从中看到了机会，但要知道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还不是最强的，尽管我们已有了一些全球领先的突破点。”

张旭于1994年瑞典博士毕业后就回国工作，历经近年来中国科研发展的各个阶段，深谙其中的薄弱。在美国，PI制度的优势是显然的，因为它的国家科技战略和实施体系布局已发展成熟，科研机构、大学和公司的综合性参与度高，资金差异性投入及分工明确，系统性实施力极强，因此能够将支持基础研究的总经费分成很多的大小课题经费，支持研究和人员费用，能够发挥更多人的才能。

建大科学装置

去年9月，张江实验室揭牌。该实验室的重点攻关研究方向包括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两大领域，类脑智能研究是两者间的衔接桥梁。目前实验室内部已经建立了共享机制，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能够共同使用昂贵的实验设备，尤其是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并且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收集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相关信息，把一些原有的数据孤岛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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