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16.83亿元，减少1.9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3.17亿元，减少11.87亿元；公务接待费3.6亿元，减少4.01亿元。

“三公”经费中，公务用车支出降幅最大。刘昆表示，主要是中央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有关要求，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以及受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因公出国（境）、外事接待任务未实施，公务用车支出大幅减少。

连续六年下降

“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不仅是2017年，自2012年底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来，“三公”经费呈连续下降趋势。

根据财政部数据，自2012年至2017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分别为74.25亿元、70.15亿元、58.8亿元、53.73亿元、48.25亿元和43.6亿元。逐年下降的数据，表明中央层面兑现了“三公”经费预算总规模只减不增的承诺。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表示，“三公”数据的变化表明，五年多来中央“八项规定”已落地生根，并在政府层面产生深刻变化，公款出国、私用公车不断减少，尤其公款吃喝之风得以狠刹。

两个月前，91个中央部门集体“晒”年度预算。其中，有46个部门“三公”预算比去年预算数减少，23个部门增加，22个部门持平。

数据显示，今年国家税务局系统的“三公”预算数最高，为12亿元；其次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3.45亿元。同时，今年国家税务局系统的“三公”经费削减数额也最大，削减数额达8552.6万元，降低6.65%。另外，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三公”经费也有较大压缩幅度。

除了中央部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这样的因素，部门职能和工作情况的变化同样影响“三公”经费的预算安排。

比如，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三公”经费比去年减少1283.23万元，其中一个原因是，该部组织参加的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2018年为非大赛年，相应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周期性减少。

除此之外，机构改革也会影响“三公”经费的规模。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称，国税与地税合并后，机构支出费用也将下降，在“三公”经费上，办公支出以及公务用车等费用可能会减少。

客观看待“三公”经费

根据91个中央部门的年度预算，有23个部门“三公”经费不降反增。

比如国家体育总局和商务部。国家体育总局增加数额最大，为5063.56万元。商务部次之，为1305.98万元。

国家体育总局在说明中指出，今年“三公”经费预算增加，主要是因为平昌冬奥会和雅加达亚运会参赛相关预算增加。而商务部主要是因为今年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国际会议和多双边谈判增加了出访任务。

于洪对此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作为承担对外开放职能的标杆性部门，商务部相关费用自然会大幅度增加。其增长是商务部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角色、职能变化所决定的。“三公”经费增加的部门，还是要从其承担的职能本身来看。

由此可见，虽然“三公”经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观察政府是否“乱花钱”的窗口，但这并不代表“三公”经费越少越好。

于洪强调，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三公经费多好、或者少好。只要增加能更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就应予以保障。要从各部门具体职能变化以及经费使用绩效的角度来客观看待“三公”经费。

管理不严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管理不严问题在一些部门依然存在。涉及34个部门和101家所属单位、金额5721.71万元。

这意味着，审计的近六成部门存在相关问题。

比如，海关总署被指在出国（境）管理和经费使用方面存在超预算、超标准报销等多个问题；去年体育总局所属冬运中心部分干部在已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情况下，违规使用公务用车共计182车次；水利部所属水科院未严格落实公务用车改革要求，公务交通费支出超改革前59.10万元。

对于“三公”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表示，将通过改进预算编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等举措，从源头强化财政管理，并严厉查处截留挪用、贪污侵占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原标题：中央三公经费实现“六连降”，这些部门为何不降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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