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指出，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双方监管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

陈文辉说，我国对外开放必须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中国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专家达成共识的是，金融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应当为深化金融改革和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弊端，他表示，混业经营的业务在增加金融机构业务多样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放大了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可以被归纳为：业务不透明的风险、道德风险、监管套利、投资者保护不力。

总结混业经营的四个风险可以发现，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一个内部矛盾，孙国峰把这个矛盾称为“混业悖论”。他强调，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内部的防火墙以隔离这个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

同时，不少金融业内人士和学者已经意识到，技术带给金融行业的冲击。陆磊表示，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对金融业构成了系统性冲击，“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业态对整体的金融供给造成冲击，由此形成了对经济行为一系列的供给冲击。”

对此，陆磊给出金融监管三个变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标准的一致性是市场主体和市场本身变革的基本趋势。第二，行为监管工具箱的创新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预见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信息的准确性及其滥用。据此，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演变方向在于，“一要以更为权威的数据库及时校正和对冲虚假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统筹建设金融业综合统计和金融业基础设施；二是要建立双峰监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势或被误导的事中消费者保护和追索机制。”陆磊称。第三，则是要在法规上借鉴涉众欺诈处理中的集体诉讼的合理内核，全面提高欺诈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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