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先前发布的申报指南，在重点研发计划资助的社会发展、高技术研究、农业科技和基础研究等四大领域中，今年资助力度最大的为社会发展领域，其项目数和经费预算数占比达41.7%和34.8%，其中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获得资助最多。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数量为162项，占比25.2%，经费高达44亿元，与社会发展领域资助力度接近。其中，新能源汽车、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经费预算分列该领域的前两位，为优先布局行业。

不过，与轨道交通、高性能计算等领域的情况类似，社会发展领域的投入呈现下降态势。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我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项目数分别为558项、360项和268项，经费投入分别为103亿元、62亿元和47亿元。

对此，有业内人士坦言，“这不是说这些项目不重要了，经历多年高投入之后，这些项目正逐步进入‘消化期’和‘收获期’。”事实上，前几年布局的轨道交通重点专项，正为我国实施“走出去”和“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另外，我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由不同重点专项组成，重点专项实施周期一般为五年，根据实际情况作动态调整。“由于项目数和经费同步下降，上述社会发展领域的单项平均资助强度并未减弱，平均每项研发费用在2000万元左右。”该业内人士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06年起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持，但某些领域还存在不足。在李红军看来，我们必须占领国际科技制高点，加强基础研究，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自主培育创制一批应用价值较高的新品种、新产品、新装备、先进适用技术与模式，并提高综合应用水平。“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掌握了基础核心科技，就可制定游戏规则、拥有主动权。”李红军直言。

逐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

随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红利逐渐释放，要让有限的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逐步完善经费管理制度也十分必要。

“在科研评价体制的指挥棒作用下，科研工作者热衷于发文章、报奖励来评职称，申报没有价值的专利应对项目结题，跟风研究获取科研项目，而短期内难出成果的基础性研究受到冷遇。要改变这种‘轻基础、追风头、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氛围，需要政府多部门联手行动。”李红军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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