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关键是要看到中国庞大的市场消费潜力。中国是一个人口老龄化愈发严重的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高达2.41亿人，几乎与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当。按照一般的规律，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所需要的生物医药支持的程度也就越大，这是客观规律，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生物科技发展很一般，只是近年来才刚刚开始启动。所以，与香港近在咫尺的内地庞大消费人口的需求，在客观上就奠定了香港发展生物科技产业的良好基础，关键是香港特区政府要做出正确的产业选择。

应该指出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认识到科技对于香港未来的重要性，开始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

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建设了科技园，现在这家香港科技园，已经汇聚了超过630家科技公司，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创业培育计划现在正培育着超过260家初创企业。现在香港科技园公司提供的科研基建和专业服务，包括培育服务及投资者配对，以支持科技初创企业。香港交易所方面也打开了自己的渠道，推出了“上市之路”的平台，开放给处于不同阶段并计划募集资金及准备上市的所有科技公司。香港交易所的选择，现在主要针对包括来自生物医药科技、电子、绿色科技、信息和通讯科技，以及物料与精密工程产业。

评估这些年来的特区政府产业政策，第一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早于1998年就决定研究发展创科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他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为创科产业的未来发展勾画出一幅蓝图，提出以50亿港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此后，曾荫权任内又为香港提出了“六大产业”，其中包括教育、医疗产业。不过后来，在梁振英任内，由于大量医院要求占用更多的香港稀缺的土地资源，实际又宣布了教育和医疗产业的“事实结束”。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的产业政策，摇摆不定，执行不力，说的多，做的少，资源投放与科技产业的发展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体系，成效不彰。即便是现在，特区政府追踪扶持的科技产业，也几乎分布于现在世界上所有热门的科技产业。政策面的跟风趋势明显，是一种“撒米喂小鸟”式的产业政策。很显然，香港特区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资源，同时“培育成功”所有这些热门的科技产业，除非香港特区政府将自己的产业发展责任以及政府的科技产业政策，视同为一种企业级别的风险投资行为。

其实，香港的科技资源已经为内地所重视，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内地资本。比如红杉资本就与香港科技大学联合香港高校科技界十余位科技超级大咖，共同成立了“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暨青年创业服务系统”。其中的基金将支持120个早期项目，50多个天使专案。按照计划，这个基金每年将投入200至300万港币，新鸿基地产将免费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了近一万英尺的研究办公及实验室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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