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晓伟认为，未来应结合监管共性与行业实际，完善公司治理监管政策。他说：“监管体制调整到位以后，在银保监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保险业公司治理建设的指导，及时修订公司治理相关监管文件，保持政策的一致性、趋同性，同时适度兼顾行业差异化。加大公司治理考核评价结果的运用，实行分类监管机制，对考核结果好的机构，在市场准入、产品审批等方面进行倾斜，支持其做强、做优、做大。”

　　潜在风险隐患加大

除了粉饰其偿付能力和经营数据以外，近几年来，保险业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前端放开”赋予保险公司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然而，部分保险公司忽略或者无视“后端”风险管控的约束，大量涉及高风险业务，使得保险市场风险不断累积，潜在的风险隐患加大。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把保险公司异化为融资工具，把保险资金作为投资工具，形成“激进产品、激进销售、激进投资、虚增资本”的高杠杆高风险的恶性循环。有的保险公司无视保险业经营发展和保险资金运用的客观规律，为获取高收益，一再提升资产端风险偏好。而这些铤而走险的行为，背后则是股东乱象及公司治理失效。有的保险公司股权结构复杂，部分股东通过多层交叉持股或代持股，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等协议控制，将看似零散的保险公司股权积少成多，实质上构成了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合并后的关联方持股比例远超监管上限，并最终形成实际控制人。

一些投资性公司成为保险公司股东，往往只是初始接口，其背后还牵涉一系列其他投资性公司和个人，由此形成树状发散，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有的嵌套十甚至更多，其隐藏的股东不得而知。

针对上述乱象，监管部门将公司治理作为监管的“重中之重”。自2017年4月至今，监管密集发布数十份重要文件，清退违规保险公司股权，将公司治理监管从柔性引导转向刚性约束；今年3月7日，原保监会修订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股东准入、股权结构、资本真实性、穿透监管等方面的规范，将保险公司股东划分为财务Ⅰ类、财务Ⅱ类、战略类、控制类四个类型，并将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为三分之一。

中国太平洋寿险公司董事长徐敬惠表示，当前保险业转型升级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尤为重要和紧迫。公司治理监管的刚性约束需要不断加强。在他看来，公司治理是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从国际经验看，提升公司治理是实现金融稳定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从国内实践看，提升公司治理是保险公司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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