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条马路知中国”，一个美国人眼里的上海长乐路映射出七十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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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3 14:44:49 第一财经APP 参与评论()人

身材高大、棕色头发的美国人史明智（Rob Schmitz），坐在南京西路555大厦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高冷。一直手持马克杯的他，哪怕听别人夸他写得好，也不笑。但聊着聊着，率真的一面就会渐渐显露。

史明智 Julien de Hauteclocque Howe/摄影

刚刚推出简体中文版的《长乐路》一书，写了上海长乐路上几户人家的沉浮。这些人大都互不相识，身份、阶层也迥异，但当他们的命运枝蔓被交错在一部19万字的书中时，却显现出惊人的延展性，彼此交叠，映射出整个国家70年的变迁。史明智花了三年时间，操着他那口并不流利的汉语，在长乐路上来来回回，问东问西，和各种奇奇怪怪的人成了朋友。“我在意的是他们为何生气，又为何高兴。所以我必须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段去采访他们，才能知道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史明智自己也住在长乐路上。与这些“邻居”的最初接触，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像其他记者一样，他也曾拿着话筒和录音机对着这些人，问一些大问题，然后很快离开，不再联络。直到他被其中几个人的故事打动，开始盘算为他们写一本书。

出生于明尼苏达乡村的史明智，小时候的生活境遇不算富裕，之后又作为“和平队”成员在四川自贡农村待了好几年。他觉得，正是这些经历使他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傅阿姨、赵士玲这样，从农村来到上海定居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与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长乐路》出版后不久，豆瓣上就有评论称它是“半条马路知中国”。以小见大、将小人物与大转型相互勾连的写法，的确是它的一大特点。书中的长乐路不单是个地理概念，很大程度上，史明智所选取的人物，是被“抽样”的中国城市居民，每一个小人物的悲欢因此而不再是孤立的。

《长乐路》人物之二：手风琴商兼三明治店老板CK 摄影/史明智

“我从没见过一个国家会经历如此迅猛的变化。”当1996年在四川支教过的史明智，于2010年再次被派驻上海，生活似乎跨入了另一个世代。长乐路西端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成了他的新家。在那里，他18个月大的儿子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汇是“海宝”，接下去依次是各类豪车品牌：宝马、奔驰、保时捷、法拉利。这些车就停在小区多层地下车库中，被史明智称为“中国经济崛起的战利品”。

“我所写的中国，实在是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不会重现。这就是我为何那么希望描绘、探究每一个人是如何面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长乐路地图示意

每个人都怀揣梦想

在史明智看来，要说长乐路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住在那里的老上海人，“向来认为自己是最精致的中国人”。这是一条位于上海心脏地带、带着欧式风情的马路，曾是法租界的一部分。100多年间，这条繁华而有底蕴的马路滋养了一批洋气的市民。“那里有不少老克勒”，提及少年记忆，出生、成长在长乐路上的“60后”诗人古冈最先想到的是“同学父亲那辆高高车头的进口自行车和油光的头发”。

682弄的长乐路小学，是古冈的母校，直到现在，他还有同学住在那里。所以，翻开《长乐路》，古冈最先选读的就是《一盒信——长乐路682弄70号》。这一章又恰好记录了整本书中最曲折、最具冲突性的故事。“我很被王明的故事打动，感觉十分悲伤。”

故事由史明智意外得到的一大盒旧信引出。从100来封信件中，史明智得知，1957年，长乐路上的工厂主王明被送往青海德令哈农场劳教，留下了妻子和7个孩子。但因为通信在很长时间中受到严格审查，其中透露的这家人的生活细节非常有限。为了了解王明在德令哈农场的生活，史明智不仅翻阅了许多文献，还找到了王明当年的狱友、如今住在南京的魏教授。从亲历者口中，史明智了解到当年农场生活的种种苦难，尤其是饥饿，“小麦收割后，大家就蹲在那里拣剩下的麦粒，从自己粪便里再筛选出一些没被消化的麦子吃”。

1976年后，王明重回上海。这看上去是个不错的结局，至少他存活了下来。可悲剧依然延续着。在美国，史明智找到了王明唯一的儿子王雪松。年近六旬的他如今带着老母亲住在纽约法拉盛的亚裔聚居区，靠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还在社区图书馆攻读高中课程，而王明已经在养老院走完了余生。“我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人。”王雪松对专程飞去见他的史明智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一切都会过去。没必要在这些事情上钻牛角尖。”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把父亲和这个家庭近30年的通信全都扔了。这些信流入一家古董店，恰好被史明智的朋友买到，这才有了被写入书中的这个故事。

在古冈看来，长乐路总在变化。自2000年以后，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条时尚街。那里地段好、租金高，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店主才租得起门面。那里也聚集起越来越多的老外。看着老外在这条路上居住、吃饭、娱乐，老上海古冈感到“恍恍惚惚，仿佛历史又回来了”。

史明智笔下的摩托车俱乐部，大概更符合这条洋派马路如今的调性。20多辆哈雷摩托组成的豪华车队里，是清一色的企业高管和白手起家的富豪，他们定期在长乐路的酒吧聚会，高谈阔论，出手阔绰。可这仅仅是书中急速切换的镜头中的短短一瞬，他们不是史明智的目标，那些生活在街边、依然在为生活挣扎着的小人物才是。除了王明一家，书里的主角还有勤劳上进的“80后”CK、从山东枣庄来上海开花店的赵士玲、家宅被强拆的老康和陈忠道、路边乞讨的张乃孙以及咋咋呼呼的傅阿姨。

《长乐路》人物之一：花店老板赵士玲摄影/史明智

“我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傅阿姨是我所见到的性格最鲜活的人”。史明智每次提到葱油饼摊老板娘傅阿姨，都会不由自主地喜笑颜开，整个人都活跃起来。傅阿姨和丈夫冯叔都曾在新疆插队，现在，他们在长乐路一栋房龄已过百年的灰泥公寓楼前卖葱油饼和油墩子。和上海许多老阿姨一样，傅阿姨风风火火，热情外向。史明智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她就竹筒倒豆子般向他“倾诉”。这份开放，最初让史明智也感到惊讶。但傅阿姨的烦恼并不比别人少，除了与冯叔连绵不断的拌嘴（为此他们甚至要在床头放两台电视机，各看各的），傅阿姨的老年生活还被另两件事困扰着：参加一个由几名温州人实际控制的“非法教会”，并卷入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投资骗局。这活生生就是一个果戈理、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既夸张得让人失笑，又真实得令人心痛。

对这些居民而言，《长乐路》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过往的伤痛、现实的困窘和鲜明的个性。但是镜中所见，与每个人的自我认知常常并不一致，就像你听录音会认不出自己的声音。傅阿姨会对自己的喜庆形象怎么看？如果她觉得史明智把自己漫画化了，与她对自己的想象有差距，将来还会对他无话不谈吗？简体中文版问世后，目前还只有依然在为拆迁补偿奔走的麦琪里居民陈忠道读过，并肯定了其中的描述。至于其他人，史明智说，自己无法预测他们看到书后的反应，但他正准备把书一一给他们送去。

他们只相信自己

那个至今依然在富民路长乐路口乞讨的张乃孙，已经在这条富庶的马路上“工作”了十年。一个除夕夜，史明智向他的白色塑料杯子里放了一张百元大钞。张乃孙便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史明智：他一个月收入约为100美元，租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小屋子里。

“他会告诉我这些，是因为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赚了多少钱。”频繁应对他人询问自己的收入，几乎是史明智20年前到中国来学的第一课，开始感到奇怪，之后也就习惯，“变得越来越开放”。

“我和书中绝大部分人都成了朋友，”他顿了顿，又补充，“但不是全部。”独自从湖南家乡来到上海的“80后”CK勤奋上进，曾在4年中让自己的工资上涨了10倍。他懂经营，也自诩“文青”，有精神追求。在史明智眼中，CK强调自我成就、行动独立，与他的父辈迥然不同。同时，他也是唯一可以用英语和史明智交流的人。

看上去，十分“现代”的CK似乎有更高概率与美国人史明智成为朋友，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人并不都是如你们想象的那么个人主义。美国的历史很短，但也很复杂。”在史明智看来，CK身上的独立性是这一代中国青年的标志，“他们只相信自己”。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的独立性成就了中国的发展，但也可能为这个国家带来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依靠，社会系统被损害了”。

史明智注意到，他所观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遇到了精神困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寻找宗教信仰，因为信仰可以让他们协同，把他们组织在一起。”长乐路上的邻居们对宗教都不陌生。傅阿姨定期参与某个地下教会的活动，赵士玲在枣庄时就了解到了基督教，麦琪里的“陈市长”夫妇也是基督徒，而CK则在三明治店扭亏为盈之后，开始鄙弃物质，皈依了一名不知真假的藏传佛教“僧人”。“他们是为了建立一种家庭、朋友之外的社会网络。”史明智这样分析。

但是骗子无处不在。与傅阿姨在地下教会遇到的骗子一样，CK的“师父”也有行骗的嫌疑。史明智没有直接在书中亮明观点，只是将“师父”与信众的对话如实记录在案，其中的荒诞一目了然。“很多人很想要寻求答案，他们缺乏精神寄托。而当你急于寻找答案，就可能会接受骗子带给你的虚假答案。”

颇有意味的是，即便面对信仰，聪明独立的CK也秉持“靠自己”的人生哲学。史明智看得出来，CK其实早就看穿了“师父”在欺骗他人，他会伤心，但没有出手阻止，也不表露态度，而是努力做着平衡。“因为他知道，‘师父’同时也能教他修行，那是他想要的东西。”对CK而言，这种关系，依然类似于生意，而不是真正的虔诚。“说到底，在信仰上，CK依然是在靠自己，依然是完成一种交换。”

接连卷入一个个投资骗局的傅阿姨，对待所谓“教会”的态度也远比面对金钱回报的诱惑时冷静。身份诡异的“牧师”们一再要求信众交出十分之一的收入，而傅阿姨坚持认为“只要意思到了就可以了”。与此同时，她却不断将养老钱大笔大笔投入到那些许诺给她十倍投资回报率的金融骗局里，指望着这些“公司”永远在推迟的“上市”。史明智会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去调查其中一些“公司”，然后把真相委婉地告知傅阿姨，“但她就是不听，这让我很担心”。

西方作家笔下的当代中国

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史明智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中国的西方作家。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书写中国的经典范式。在古冈记忆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作品。如今，相似的历史语境和视角，让他觉得《长乐路》似曾相识。

也恰是这一点，让他感到“特别不满足”。“这些作家看待我们过去历史的眼光并没有变化。对像我这样一个很关注这方面变化的人而言，他们没有给我新的启发。”他说，自己希望看到的，并不是单纯的苦难，而是对过去时代的理解，并讲明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构成社会的。“一个好的对社会的理解，应该是从长乐路的小人物折射当年社会主义实践与西方强势话语的对峙，而不是单纯强调过去的苦难。”

《长乐路》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纪实”系列已经出版了不少国外作家写中国的非虚构作品，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的《江城》、《寻路中国》，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打工女孩》以及梅英东（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和《东北游记》。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纽约客》记者何伟。同样是从身边人着手，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何伟的文字显现出深厚的历史意涵和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把握。与之不同的，或许是因为长期负责经济报道，史明智的写作与当下社会的宏观背景联系更紧密，也更偏向从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去审视人物命运。《长乐路》中的人物经历就触及了许多“大事件”，比如“反右”、“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国企改制”，以及城市化、户籍制度、温州模式、拆迁和集资诈骗。

在“译文纪实”策划者、《长乐路》责编张吉人看来，如果与其他美国记者的写作横向比较，史明智这部处女作最初打动他的并不是文笔和技巧，而是书中那些动人的故事。尤其是关于王明的部分，令张吉人感触很深。“为了这个故事，他找到了农场的狱友，还去了美国，这令我很意外。”他也看到了史明智在把握立场和观点平衡上的努力，这种对“价值中立”的追求，用张吉人的话说就是“立场很稳”。

如同人物悲欣交集的命运，《长乐路》中折射的70年历史，有光明，也有暗淡。一些海外读者对这本书作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因为不擅阅读中文，繁体和简体版史明智至今都还没读过，也不清楚这方面的评论。但他明确表示，自己的书写态度并没有消极与积极之分，他所做的，就是把人物经历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这里和在美国一样，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好事和坏事，我只是希望带着同理心去看每个人做的事，以及背后的动机”。

在史明智采访和写作的4年中，变化依然在发生。近两年，许多时装店和酒吧关门了。这条马路，因此少了一些旖旎。史明智依然在静静观察这条路以及生活其间的人们。“有变化很正常。这是一个大城市，大城市的变化总令人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