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泄密门发酵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治竞选(3)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大数据到底惹了什么大麻烦？

对美国政治选举来说，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选民大多是在家中的电视荧屏上了解和关注他们所感兴趣的政治候选人。在那个时候，政治候选人只能寄希望于通过电视等传统媒介塑造自己的形象，借此得到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如今，美国的政治竞选则发生了重大转变，候选人虽然仍会争着抢着到电视上露面，抢占媒体头条，但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常被用来随时随地掌握选民的想法——大数据。

数据的政治力量

“现在全世界的通用货币是什么？”美国政治分析师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自问自答，“不是黄金，而是数据。”

那么，大数据在政治选举中的力量有多强大？

“我们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出美国每个成年人的性格和心理活动。”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前首席执行官尼克斯（Alexander Nix）在2016年美国大选举行的前两个星期曾做出这样的评论。

尼克斯所指的是，他们可以通过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搜集选民用户个人资料而对其个人喜好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得出这些用户的心理特征，不仅可以为候选人制定竞选策略，更能为这些Facebook用户推送政治竞选广告，甚至捏造的政治新闻。

在英美媒体爆出剑桥分析从2014年开始通过对Facebook公司和用户欺诈的方式非法获取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个人资料后，尼克斯被停职。

同时，Facebook当前也面临美国国会与日俱增的压力，多位国会议员亲自致信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要求他到国会作证，解释Facebook为何纵容第三方公司以研究的名义非法搜集用户个人信息，侵犯用户隐私。

终于，扎克伯格打破沉默，承认错误并提出补救措施。

“Facebook有责任保护大家的信息，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没有资格为大家提供服务，”扎克伯格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犯了错误。”

扎克伯格在声明中表示，Facebook几年前曾做出相应措施来避免此类事情发生，比如在2014年曾限制外部应用程序获取用户数据，但一些措施在一年后才生效，因此让剑桥分析钻了空子。扎克伯格承认，Facebook作为用户平台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并即将采取补救措施。

前员工突然爆料

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目前被称为第二个斯诺登，因为正是他向英国媒体爆料有关剑桥分析向Facebook获取数据分析的相关信息。

2014年年底前，威利一直担任剑桥分析的分析师，威利离开的原因同他们当时启动的一个分析项目有关。

威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项目就是通过数据分析方式理解选民心理，最终达到劝说选民给政治候选人投票的目的。当时这个项目的策划和执行者是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他曾在2014年6月到2016年8月间担任剑桥分析公司董事和副总裁。

威利透露，他和班农以及共和党金主、私募大鳄默瑟（Robert Mercer）在2013年曾在纽约会面，当时大家达成一致，由默瑟注资1500万美元创建一家数据分析公司，目的在于为201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探路定调”，班农当时将这家公司命名为剑桥分析。

威利表示，在起步阶段，剑桥分析曾面临过多次起伏，因为他们搜集的信息多为用户姓名、地址和购物习惯等“硬信息”，缺乏同政治观点相关的性格分析。

因此，在2014年，剑桥分析决定投入100万美元搜集大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就包括上述项目。

“我们当时必须要经过班农的同意，班农当时是尼克斯的老板，没有班农的允许，尼克斯没有权力花那么多的钱。”威利表示。

威利指出，2014年，也就是特朗普宣布竞选的1年前，他们对这些Facebook用户的分析显示，在年轻、保守的美国白人选民之中，有一股很高的民粹主义情绪。比如，要求用墙将非法移民隔离在美国之外；希望能以改革的方式排挤华盛顿的主流政治精英；呼吁对非裔美国人抱以现实种族主义的态度。

在威利看来，当时这些分析的结论都被班农后来用于帮助特朗普竞选，甚至大部分都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核心理念。

“我们当时要帮的其实不是特朗普，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成气候，我们当时帮的是获胜希望最大的克鲁兹。直到克鲁兹节节败退后，特朗普才逐渐胜出。”威利指出，“但是，在我们和特朗普接触之后，他表示不想用我们的数据，因为他认为用户分析的价值被高估，没有实际意义。这一切在班农加入他的竞选团队后都发生了变化。”

大数据这样劝说选民

2014年，北卡州众议员提里斯(Thom Tillis)成功竞选为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他的竞选就被认为是使用非传统政治竞选方式的一个案例。

提里斯竞选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Facebook用户参加在线心理测试，政治竞选顾问对每一位选民的性格进行分析，之后通过Facebook和电子邮件投放不同的政治竞选广告。

比如，对那些在进行的心理测试中被归类为“和蔼可亲”类的用户，他们投放的广告是提里斯全程微笑的一则广告，主题是恢复华盛顿共识，而对那些“谨慎”类的用户，他们投放的广告是一位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在工作，提里斯画外音是“我有让经济运转的经验“；对那些“高度敏感”或“负面情绪过多”的用户，他们收到的广告是，一位穿着迷彩服、脸上画着迷彩妆的军人出现后，画外音说：“你的安全是他的最优先事项”。

提里斯的竞选成功，曾被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专门收录为案例，也让美国两党在最近的国会和总统选举中使用选民私人信息试图左右大选选情的做法面临批评。

多方呼吁立法保护

“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系统，一个能影响到我们政治程序的系统。”华盛顿电子民主中心主任查斯特（Jeff Chester）表示，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已经在追逐巨大利润的过程中失去了他们的道德指南。

查斯特称，越来越多个人化数据被使用的问题在于，选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人决定可能受到影响，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察觉。查斯特建议，美国应该通过一项联邦法律用于保护互联网隐私，特别针对商业公司搜集信息的行为。查斯特表示，一些商业公司搜集数据的科技手段已经引发严重担忧。

犹他州大学新闻系教授麦克格尔(Shannon McGregor)指出，当前的Facebook泄密事件所暴露的是，美国监管机构没能同社交媒体在政治上的运用保持步调一致，不论是在搜集数据还是在将数据用于政治竞选的方式上。“同政治竞选类广告有关的监管很少，虽然这类广告的规模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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