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后，机遇与短板并存

在广东打工、创业十几年后，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新野鼎泰电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馨2006年返回老家河南省新野县，投资制造工厂。如今，工厂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的规模。2017年，为南阳市国地税全口径纳税额达到5200万。

从以前“孔雀东南飞”，到如今投资回报家乡，王馨的个人经历是一个时代转型的缩影。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

乡村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之所以要提出乡村振兴这一战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近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的实力有了空前的提升，有条件也有更大的义务来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保障农民的权益，更多地赋予农民发展的权利和免受贫困的权利，让农民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他认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绝不能建立在乡村凋敝和衰败的基础上，而乡村的振兴也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双方资源要素真正流动，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城乡融合发展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城乡融合发展，土地问题是关键。李成贵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大的土地资源权能，解决农村有资源缺要素的现状。今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有效的解决途径就是进一步给农民赋权，对农民权益加大保护力度。

至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李成贵表示，真正的难点在于偏远地方的农村，由于区位条件差，其闲置的土地资源很难得到高效市场配置。对于这些地方，可以积极推广“地票”做法，具体而言，就是开发商通过公开操作平台购买偏远村庄整理出的耕地指标，置换成相对好的区位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偏远村庄土地不值钱的问题，也是有效的扶贫手段。这些方法如果都能顺利推进，将极大地促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但农村留不住、引不来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绿色中原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宋丰强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在“三农”工作上，农业生产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的问题日显普遍。

他提到，一是现有的不少农业科技人员技能不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低、年龄大，人员结构与现代农业产业脱节，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二是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数量少，尤其是基层农业生产技术人员更少；三是现有人才留不住，即便是大学生村官，很多也只是把“村官”当成了自身发展的一个平台，很难扎根农村长期从事农业工作。

宋丰强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这就要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新模式，以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求。一大批有文化、受过培训、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新型农民或农技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完成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为此，他建议，建立校政企结合、定向选拔、统筹就业的招生与就业联动机制。比如，通过学校和政府（用人单位）与学生和家长共同签订定向培养与就业协议。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新模式，破解了限制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瓶颈问题。

此外，还要通过体制创新，把政府、院校和学生三者紧密合为一体，实现地方政府人才需求、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和学生成长紧密的结合，构建“农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厂、职教集团、合作农场、农业园区、基层农村等多层次的实训，破解我国农业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实现技能培养与社会技能需求的无缝衔接。

金融服务“下乡”

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机遇，以及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新业态、新主体，还有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农村“沉睡的资产”即将逐步盘活等新形势，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将为其创新“三农”金融产品、改善农村金融制度环境、拓展“三农”金融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资金投入，也更需要来自金融机构的服务。金融机构更要抓住时机，在支农惠农的前提下，取得自身的发展。“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商机，而非包袱。”

针对有些人认为风险很大，他回应称，要看到目前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比如，农村的存款增量部分增长比城市要快，而且存款存量占比44%。农民60%收入来自打工所得，40%来自耕地收入，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也催生了他们迫切的存贷款、理财的需要。

窦荣兴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使得长尾客户、长尾市场有望摆脱成本高、受众少、能力弱的局面，使银行对长尾客户，如农民、市民、小企业的服务成为可能。对金融机构来说，就要“下乡”，即要“打通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普通农民也享受到规范、优质的金融服务。因为现在的乡村金融服务远没有跟上。正因为金融发展不充分、产品不到位，谁提供服务，对谁就意味着机会。

窦荣兴还提到，一些产品设计不适合农村居民。如有些理财产品门槛现在是五万元，但农村有些居民没有那么多钱，希望降低理财的门槛。

对农民来说，除了生产资料的金融服务外，还需要有消费类的经济服务。比如，在农村，最大的支出之一就是在宅基地上盖房子，而城里人可以用杠杆，交一定的首付，就可以享受到财富的增长，但是农村就贷不到款。从根子上来说，还是要将产权完善，让宅基地具有抵押价值。让农民真正享有不动产的收益，享受到改革开放40年的红利。

此外，国家在税收方面对农业企业给予支持；对于农业龙头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直接融资多给予支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等，这样更有利于乡村振兴和普惠。

他表示，如果说，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那么，农村富起来也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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