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支持气水土专项资金逐年增加，但不再“撒胡椒面”(2)

刘伟介绍，生态资源丰富、环境脆弱敏感地区，一般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开展生态保护、排放控制、污染治理等客观上会带来财政减收增支，标准收支差额会进一步放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相应增加。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2017年规模已经达到1.25万亿，比2013年增加了5000亿元，增长了67%。

为了支持生态保护与修复，我国还实施了财政奖补政策。由中央财政对退耕户给予粮食补助和现金补贴。目前，中央财政累计安排退耕还林还草补助4166亿元，其中2017年安排212亿元。工程的实施，有效促进了水土流失和沙化土地治理。对已纳入政策保护范围的天然林，适当提高补助标准，对未纳入范围的，采取新的停伐补助和奖励政策。2013至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2005亿元。

近年来，财政部还会同农业部在内蒙古、新疆、西藏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份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并逐步将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了全国13个草原省区。2011至2017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草原补奖资金1137亿元，仅2017年安排188亿元。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推动下，草原长期超载畜量的势头初步得到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正逐步恢复，促进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钢铁、煤炭产业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大户，对大气环境质量影响较大。刘伟介绍，2016年中央财政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专门用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中的职工安置。全年压减钢铁产能6500万吨以上、煤炭产能2.9亿吨以上，钢铁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经济效益明显好转。

但刘伟同时表示，目前，“政府承担的环境治理支出责任偏重，市场主体责任未有效落实”。2016年我国全社会环保投入约1.3万亿元（包括政府和企业投入），约占GDP的1.7%。1.3万亿投入中，全国节能环保直接投入约为470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通过科技等投入及税收优惠，政府总投入至少6000亿元，约占总体环保投入的一半。“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占比都是非常高的。”他说。

刘伟引述世界银行的分析称，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当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至1.5%时，可以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达到2%至3%时，环境质量才会逐步有所改善。刘伟认为，应“协调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鼓励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完善政策运行机制，调动各方生态文明建设投入积极性。”